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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90年历程的基本经验

作者:王振民 |  添加日期:2012-11-29 09:13:31 |  编辑者:李坚 |  点击次数:544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90年历程的基本经验
王振民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等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90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以通俗化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以关注大众生活境遇,维护和实现大众利益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力;以加强党的建设为支点,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以做好宣传功夫为利器,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等重要观点和主张。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经验;通俗化;利益;宣传
 
中国共产党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就是党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富民强的历史,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正是因为我们党善于勇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理论体系教育、感召人民,使之成为人民认同、信仰并自觉付诸于实践的价值体系,才能赢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在90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中,既有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惨痛教训,也有值得我们珍惜、借鉴并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经验。
一、“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1](P468)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掌握到被广大群众掌握的过程。那么过程的起点是从通俗化起步和锲入的。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以艾思奇等人提倡的马克思主义通俗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那么我们党提出的将通俗化作为用理论掌握群众、动员群众的着力点的系列观点和措施则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创了新局面。
通俗化要义在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其要旨在于“选择恰当的对话语言,转换话语方式”。从哲学理性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自身就内蕴着以“对话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而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杠杠,是主体一致性理解得以实现的条件。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言语来表达自己,而不是通过威胁、强迫或简单的说教做到这一点。因而,懂得群众的语言,为大众喜闻乐见是通俗化的起码要求。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写到:“《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希望其“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2](P727-728)“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为了能更好地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P843)因为,“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3](P833)刘少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全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4](P250)邓小平更是以身作则推进通俗化,以民间谚语、俚语、俗语等话语形式,以众多标志性的、振聋发聩的论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从而为群众津津乐道、耳熟能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5](P382)语言要“考虑对象”、“切合群众需要”、“通俗活泼,”要注意民众“看了懂不懂。”[6](p.146)思想工作“必须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7](P112)
新世纪,针对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江泽民指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力求做到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切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切忌简单生硬。不讲究方式、方法,不分对象、条件、场合,照本宣科,生搬硬套,老生常谈,空话套话连篇,绝对不会有成效。”[8](P93)胡锦涛也要求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搞好宣传普及工作。[9]为此,马克思主义要走出领导机关和相关部门,走出象牙之塔和红头文件,而走向大众、深入民间,就要着力于从政治性、学术性的语言向大众日常生活语言转换,让大众听得懂、听的明白;着力于创制表达方式与受众解读期望大体一致,与大众思维方式、心理特点基本一致的富有“亲近性的文本”。这必然需要一批“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3](P814)思想战线工作者和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3](P851)如果“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出来,……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3](P841)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史上,通俗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历史境遇紧密相关的。概而言之,其一,要用外来的、译介的、博大精深的、有着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语义系统和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通俗易懂无疑是一个根本要求。其二,暂且不考虑解放前大众文化教育素养的先天不足,即使解放后大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普及和提高,我们还不得不承认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文化程度依然不高的现实。其三,处于不断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内容日益丰富、体系日益庞大,而且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华融入其中并为大众熟悉和理解,离开通俗之径是不可想象的。当然,通俗化绝不是惟一之途,有时候,不要为了通俗而作太多的牺牲,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10](P407)同时,大众的差异性、多层次性又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能力和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这导致大众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停滞于通俗化的简单层面,必须着眼于“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3](P1013)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顺畅地转化为多质大众的精神需要和价值追求。正如江泽民所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干部群众,所处的环境、承担的任务、面临的问题不同,其思想活动的特点和要求也会有不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军人、离退休人员等都有自己的特点,千篇一律地做工作,是不会取得好效果的。”[8](P90)
    二、“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11](P688)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倒不如说是个实践问题。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何以是”理想信仰问题,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何以能”成为大众信念的问题。信念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世界不断生成的,是生存的展开。社会主体总“是以他们曾是的样子而相互交往的,他们是如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从自己’出发的,至于他们曾有什么样子的‘人生观’,则是无所谓的。这种‘人生观’……总是由他们的现实生活决定的。”[12](P515)而决定民众对现实生活的判断的主要标尺就是他们利益实现的程度。这是对话和交往的基础,是决定民众是否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从认知心理学视角看,大众关注点首先是自己的生活境遇,接着才会把认识的注意力指向那些能够支持其理想信仰的思想体系。前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崩塌时民众之所以无动于衷,甚至站到苏共的反面,原因之一就是“经济上不去……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5](P354)造成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动摇,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悲观失望。
纵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基本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大众化必须以大众利益维护和实现为基石。毛泽东曾经指出,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13](P136-138)邓小平也认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4](P251)“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14](P14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现实态的阶段性目标,其能否展现优越性,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以邓小平之见,判据的关键“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4](P314)再吹牛也没有用。因为,经验早已证明,“谁能关心人民的问题,……保护人民的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6](P186)他一再告诫:“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5](P355)“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5](P204)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江泽民强调,只有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8](P262)他同样认为,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与信心,最终也要靠发展。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民众的利益诉求逐渐多样化,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推动力,正从传统的动员性参与转向自觉性的参与,公民政治参与自主意愿更强烈,领域更广阔,途径与手段更多元。充分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仅是执政党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基本体现。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发展民主,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保障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人民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14](P322) 当前,我国正处于不可多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也是各种社会风险和矛盾凸显期,要促进和维护社会和谐,顺应人民意愿,实现人民利益,就必须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
三、言行一致,“身教重于言教”[8](P98)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领导下的大众化,当然也包括一部分民众自觉的追求,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战略工程具有重要领导责任。“所谓领导,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之中,为群众掌握,从而实现对群众的领导。”[8](P141)从历史和现实情况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往往和对党的认识纠葛在一起。党员干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言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毛泽东就指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3](P863)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能否做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表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如果说一套、做一套,说的大道理都是要求别人的,自己不起模范作用,那说得再好也没有用。”[8](P98)邓小平提出:“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14](P211)胡锦涛也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好表率,带头学习,带头运用[15](P265)因而,“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3](P841)简而言之,化人者先化己后才能化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要之义就是先“化”党员干部,离开这一条,大众化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言行一致性表现在党员干部做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的表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最突出地表现在以身作则、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在对反对各种错误思想斗争中“站出来讲话”并“战斗在斗争的前列”。[5](P46)江泽民指出:“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他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全党同志……都要牢记这一点。”[16](P505)这样,我们才有资格、有底气教育引导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时党员干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态度和素养,都要有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都要成为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先锋。如果一些党员干部(那怕是极少数)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模糊甚至动摇,在报刊书籍和讲坛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中央已经作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结论,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或者公然歪曲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和党的优良传统,散布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那必然在干部群众中和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恶劣影响。[8](P88)对党内极左思想和右倾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巩固了党的团结,也在于能帮助群众明辨是非、澄清思想认识误区,更好地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教育群众。恰如邓小平所言,“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5](P197)
言行一致性还体现在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以优良作风取信于民。在群众日常生活思维中,党员干部的作风往往被先验化为一般图式,以往的党的历史镜像常常被作为意向性美景,来衡量现今党的形象、性质和目标,进而决定自身的价值选择和信仰指向。“所谓作风,第一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7](P272)其根本要求就是走群众路线。诸多不良党风,如党风不正、生活作风不纯、工作作风不实、文风不端,的危害是使党群关系恶化,要害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和观点。邓小平曾经指出:“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7](P1355)这可以说是一个致命伤,使党的公信力受到一定的质疑,而且引起民众极度的反感,无疑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从而引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质疑。胡锦涛指出:“党的作风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17](P267)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党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的形象。要取信于民,党的优良作风必须落实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落实到关切群众生活,尽力解决群众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上来。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马克思主义才可以得到群众真心的拥护和支持。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14](P178)可以说,搞好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构建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性工程。
四、练好“宣传功夫”
马克思主义能否大众化不只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魅力,取决于大众的生存境遇,也决定于作影响、改变或强化大众自觉、自主、自在地进行价值选择(即“化”)的战略战术、方式、方法和手段。毛泽东指出:“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指示瞎说一顿。”[4](P18)有效的方法可以极大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仅就方法而论,如果说通俗是大众化之桥梁,利益是大众化之绳,党风是大众化之橹,那么宣传无疑是大众化之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把宣传和组织并列为“最有力的行动手段”。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宣传思想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强有力的作用,是党的一大传统、一大优势、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认为“政治上的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2](P513)邓小平明确指出:“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18](P319)江泽民认为,宣传思想工作是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任务的根本保证,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胡锦涛也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 90年来,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党心,赢得民意,促进了各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今天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普及宣传提供了宝贵经验。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宣传队伍是第一步功夫。宣传工作肩负着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号召群众的重大任务,其队伍的建设状况决定宣传思想工作的成效。面对思想战线出现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14](P211)思想队伍建设必须大大加强,绝不能削弱。[5](P145)江泽民提出,“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组织保证”。[20](P139)胡锦涛也要求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为做好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他提出要建设一支熟悉意识形态工作、战斗力强、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90年宣传队伍建设的经验主要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宣传队伍,提高队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根底素养,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观点首先成为他们自觉的思想要求和行为规范;加强党性教育,使队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备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尤其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的党员中的各方面专家,“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5](P46)培养宣传人才,这是宣传文化领域的一项基础工程、战略工程。要在宣传文化系统培养一批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流的思想家理论家、一流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一流的出版家、一流的作家艺术家等各门类的拔尖人才;从机制体制方面对宣传队伍多关心、多体谅、多支持、多爱护,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氛围,不断提升他们的业务技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鼓励他们作出更大的贡献。
用事实说话是基本要求。事实胜于雄辩。马克思认为,事实是宣传成功的基础。他认为:“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一个被无穷的‘祖先智慧’迫使人们持怀疑论的世纪里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使人产生这种信念。”[21](P277)邓小平主张“拿事实说话”,他指出:“改革的政策,人们一开始并不是都能理解的,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7](P1109)要使人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洞洞几句话就能解决的。如果我们没有具体事实答复,人们是不会相信的。[18](P497)特别是要引导民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是不可能真正教育民众的。[14](P180)胡锦涛指出,宣传教育要“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产生活实际。善于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9]要用事实说话,宣传思想工作就要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把宣传思想工作寓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之中,而不能搞流于形式的、为人民群众所讨厌的空泛的、不触及实际问题与问题本质的宣传。如果“空泛的语言多了,针对性就不突出,也缺乏说服力,缺乏动员的力量。”[11](P499)理论武装也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好,道德教育也好,都不能脱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都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要用鲜明的事实回答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
宣传方式方法的多样性、针对性是根本向度。宣传工作要取得实效必须尊重大众的差异性。差异性一方面要求方式方法的针对性。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3](P837)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生活环境、思想认识、文化素质、心理特征都有所不同。“如果不作具体分析,不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方法,不因材施教、因人制宜,而是千篇一律、空洞说教,思想宣传的效果肯定不会好。”[8](P199)另一方面要求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其一,宣传方法本身就有各种类型,如灌输、鼓动、教育、劝说、诱导、批判等。它的战略制定,也有心理动态说服和社会文化说服两种方式。无论是方式方法的选取都要根据不同方式方法的特色、宣传的强度、宣传者的特长、不同群体的差异而灵活多变,决不可“一刀切”。但主要的方法应该是说服。毛泽东一再指出:“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4](P357)其二,要按照“三贴近”、“三深入”的要求,充分借助报纸、电视、期刊、网络、广播、读书等等传播载体,运用座谈、典型教育、通俗读物、文艺等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进企业、社区、乡村、课堂、军队、机关。
当然,宣传目标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也值得重视。宣传目标要立足于现实,不能过于宽泛。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自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11](P1139)江泽民曾指出:“对于遥远的未来,……过去,我们做过多种描绘,其实都是肤浅、简单的,不仅不利于全党同志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反而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产生了动摇。”[8](P344)在宣传设计中,要尽量避免理想化的目标界定以及对达到目标的最有效途径越来越模式化的倾向,否则我们的宣传就有失败的危险。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异常复杂的战略工程,涉及到理论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主体间性何以相辅相成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涉及到以通俗化、宣传为主的外化路径和以党建、利益实现为主的内化路径的结合问题,涉及到具有目的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设计和运用的问题。凡此种种,不进行深入实际的社会调查,不分门别类地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和不同群体的价值趋向,掌握群众所需要、所能接受的方式方法,不细致地关注、重视、借鉴国外尤其是前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训,是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落到实处的。大众化既不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因为大众的差异性成为遥不可及的空想。在社会思想价值体系日益呈现多样性、差异性、选择性的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疑要确立远大目标,更要明确阶段性的目标,毕竟理论的召唤对象总有阿尔都塞提出的主体二重化现象。要把教育干部的知识和教育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连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连结起来。[2](P708)用事实去说话,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理念逐步使马克思主义“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22](P100)惟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会有希望和前途。(学校纪念建党90周年征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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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0YJC710056)
交稿日期:20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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