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嘴”升官记
      发布时间:15-03-10      点击:1287次


      刘君,河南商丘夏邑县人。比我晚一年来西大,上下级同学也。同学三年,彼此不曾多言,少有交往。唯一印象是在大礼堂,看西安歌舞团(陕歌前身)来校演出歌剧《刘胡兰》,我和他紧挨着坐在头排。看戏坐头排,并非好座次,演员在台上舞枪弄剑,失手容易砸着,好处是脚伸得开。当时,我俩都把脚伸得老远,我穿一双黑布鞋,他穿一双白球鞋,黑白分明。
      光阴荏苒,一晃而过。1960年,我毕业留校。1961年,他毕业留校。我们又成为同事,住在同一座筒子楼,我在二层,他在三层。那时,青年教师要坐班,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教研室看书备课,快下班时会相约下下棋、打打乒乓球,活动活动。刘君棋艺上乘,球技也不错。我是棋盲,玩玩球还凑和。我和刘君常在球桌两边挥拍对阵,他以削球为主,一招一式,姿势优雅中看,我则乱打一气,了无章法,一场下来,有时我倒占了上风,他重在表演,并不在乎输赢。
      他的妻子在原籍伺奉老母,他在学校成为一个闲散的单身汉,晚饭后无事可干,就东游西转,串门“谝闲传”。他知识渊博,十分健谈,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有聊不完的话题。“文革”初,两派辩论,他是“常有理”,造反派辩不过他,“铁嘴”的绰号即由此而来。此后,我们都叫他“刘铁嘴”,多半时候连姓也省去,径直喊他“铁嘴”。
      他口才好,笔下也“中”,写得一手好字。据他自述,写字有“幼功”,小时候父亲教他练字,先把院子打扫干净,端一盆清水,让他用毛笔蘸水在地上写,天长日久,就练出来了。一技在手,却不显露。直到“文革”结束,搞清查时,学校掀起最后一波大字报热潮,他才大显身手,他抄写的大字报贴出来,很养眼,很耐看,简直是艺术品,我后悔没有保存几份。
      他在我们这帮青年教师中,还有两样与众不同。一是家庭出身,多数都不大好,他却是贫农。为了与大家靠拢,他总说自家早先也是富甲一方的大户,是他祖辈和父辈抽大烟,把家产荡尽了,这倒好,把“地主”抽成了“贫农”。还有学历,高年级毕业的两位去北京上过“文研班”,回校多年才被追认为研究生学历,此外都是本科,刘君却是本校不折不扣的研究生。那是1962年,多年不招研究生的西大,突然决定少数几位教授招收研究生,其中包括中文系傅庚生教授要招一名,招生对象是新留校的青年教师,刘和同班的几位留校者都报名应考,结果刘独占鳌头,师从傅先生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看过他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是《王渔洋的诗歌理论》,墨笔抄写,蝇头小楷,非常漂亮,可惜遭遇“文革”十年,没有机会发表,后来有机会了,他也懒得费神投稿,一直未见问世。他绝对是个淡泊名利的人。
      令人难解的是,正当拨乱反正之后,高校起死回生之际,刘君却决定调回家乡,伺奉高堂老母,而且很快办好离校手续走了。他走后不久,就有政策下来,为知识分子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一些挂单的教师纷纷把老婆孩子搬来。学校教学逐渐走上正轨,系里发现有的课程没有人教,如《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这门课正是刘君的研究生专业。自己培养的教学人才,没用上就放走了,系里上上下下都深感遗憾。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大家一哇声:把“铁嘴”调回来得了。
      先派系办公室主任老朱跑了一趟。老朱来到夏邑,得知“铁嘴”就在县党校任教。夏邑是个小县,党校就算最高学府了。老朱去党校交涉,人家态度强硬,高低不放人。这可以理解,像刘君这样的口才、文才、知识面,到哪里去找?岂肯轻易放走。老朱提出:“你们又不能解决他的职称问题。”人家回答:“这个你们放心,我们自会把刘教员安排好的。”老朱无功而返。很快消息传来,夏邑县党校破例给刘教员一个“讲师”头衔。全国党校系统普遍评职称那是以后的事。
      西大这头并不罢休,系总支书记老郭亲自出马。老郭去夏邑被告知,刘教员已是刘部长了,在商丘地委宣传部上班。老郭一听,顿觉希望渺茫,庙大了,神更难请呀!但他还是去了商丘,结果不出所料,空跑一回。想想,宣传部长也是地委一个重要角色,学校(又是外省)如何搬得动?
      这时,学校还曾考虑让我再去争取一下,因党代会召开在即,我另有任务在身,未能成行。接着又有消息,说河南省委书记刘杰去商丘考察,发现了这个难得的人才,调刘君去郑州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大调刘之事就此了结。
      那么,《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课谁上呢?只好不才我来滥竽充数。
      刘副部长后来在河南省文联主席任上退休。
      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