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植霖来西大
      发布时间:15-05-17      点击:1302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众多省部级老干部中,杨植霖是比较出名的一个。这主要还不在于他参加革命早贡献大——参加革命早贡献大是当时那一批省部级高官的共同特点。杨植霖的出名主要在他难得的“文才”,他出过几本诗集,特别是他主笔撰写的《王若飞在狱中》成为流行一时的革命传统教育读物,畅销362万册,拥有大量青少年读者,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正能量。这在他那一辈资深官员中可谓“一枝独秀”。          

        杨植霖出生在内蒙农村一个汉族家庭,曾用名王士敏。学生时期,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热爱进步文艺。1925年,他投笔从戎,参加革命,从当蒙汉抗日游击队大队长开始,多年在绥蒙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上世纪60年代,出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因他长期在高寒艰苦地区工作,曾受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褒奖,后成为西北局书记处专任书记,常住西安。

        “文革”初起,杨植霖是西北局“文革”小组长,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早期成员。这一时期,他曾在西北局农工部长李登瀛陪同下,来到西大,深入基层,听取意见。未见有秘书等人跟随,就这俩人,杨长脸、瘦高,李圆脸、矮胖,如同堂吉珂德和桑丘那一对著名搭档。当时,学校已经乱了,没有人接待,就在学生食堂东边不远处,临时搬来两条支床用的那种白条凳,两人坐下,围了七八个学生,他们也搞不清这两个领导模样的人是什么来头。我正好路过,目击了这个场面。我参加过几期“社教”,李登瀛是社教工作团总团长,来高陵县团视察时,我见过他。经李介绍,我方知与他同行者是久闻大名的杨植霖。我读过《王若飞在狱中》,现在作者就在眼前,我既好奇,又充满敬意,估计学生也有读过这本书的,自然对作者也会有好感。因此,对话比较文明,彼此客客气气,不像后来常见的那种“围攻”、“拼刺刀”。说来“文革”中出现在西大校园的人物,论位阶,习仲勋之后,就数杨植霖了。习是西大有人去洛阳绑架来的,在学生宿舍楼非法关押了些时日,周总理也曾过问并批评这种无政府行为。杨则是以地区“文革”领导人身份,来校视察,了解情况,来去匆匆,时间短暂。

        杨植霖虽曾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不久也落难了。劫后复出,任甘肃省委书记,几年后退居二线,有了空闲,就赋诗弄文,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1982年5月,我校牵头在止园召开全国唐代文学研究会时,杨植霖也从兰州赶来西安参会。这让我颇感意外,因为到会均为与唐代文学相关的教学科研人员,还有郭琦书记点名邀请的几位画家,像杨植霖这样的高官没有第二个。仔细一想,倒也在情理之中,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写诗了,一直没有断过,而且如同臧克家那样,是一个“新诗旧诗我都爱”的“两面派”,他研读唐诗颇有心得,所写旧体诗均严格遵循格律。他此时已年过古稀,我们不称官衔,呼他为杨老。这回他是低调参会,并未惊动陕西省委,我陪同巩重起校长去火车站接他,结果扑了个空。原来他在兰州车站误了车,只好搭乘下一班车到西安,来到止园已是傍晚时分。止园早年是杨虎城公馆,上世纪60年代刘澜涛住在这里,杨老常来这里议事或开书记碰头会,他应该很熟悉这个地方。随杨老前来的是他的年轻秘书罗小虎,小罗找到我,我们一起去服务台办理入住手续,我介绍了杨老的身份,安排了一套大房间,客厅如同一间小会议室,后来我们在这里开过几次小会,向杨老汇报情况,征询意见。与杨老一同来参会的还有甘肃诗词学会的袁第锐,也是一位常写旧体诗的诗人。甘肃诗词学会办有诗词选刊,止园会议期间新出一期,杨老指示给会上每人赠送一册,兰州有人赴京办事,顺便带了一批,让老袁到站去接,结果没有接上,又是一桩憾事。杨老这回真是出师不利。还有一事,也使杨老不快。甘肃来的两位学者,兰州大学的匡教授,甘肃师大的郑教授,都是古典文学名家。会议最后,拿出一个理事会名单,其中有匡,没有郑。郑便闹起来了,在止园院子稠人广众中大声嚷嚷,还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四川老乡郭琦书记。发生这种事,作为甘肃省老领导,心里不是滋味,低声对我说:“回去要给他们学校说说!”我想甘肃师大的校长书记也不会把这位任性的老先生怎么样。杨老悄然而来,陕西省委并不知晓,但到西大校内出席开幕式,毕竟要和莅会的马文瑞等领导人见面,他们自然要尽地主之谊,会毕返回兰州之事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杨老是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1988年调去北京,1992年9月回兰州参加“丝绸之路艺术节”期间,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1岁。据《人民日报》报道,杨老身后,将积蓄上缴党费,没有留给子女。在杨老的高风亮节面前,那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贪腐之辈宁不愧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