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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城固时期的西北大学
信息来源:西北大学  发布时间:2012-08-20 23:59:15  返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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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西北大学法商学院商学系1940-1944届毕业生。2012年是西北大学建校110周年华诞,学校拟于金秋10月隆重庆祝,并在稍前举行西北联大与中国高教论坛,为了响应母校征文的号召,不顾年高力衰心怀深情厚谊,特草此文供母校参考。
一、我参加统考被西大录取到城固报到
      1940年夏我从高中毕业后,很快就到陕西武功县西北农学院考场参加全国高校第二届统一招生考试,我报的是文科,按照规定报了三个志愿:中央大学新闻系、四川大学中文系、西北大学经济系,考完后我就回家等待录取消息了。我知道自己因为高中时逃难到陇县,加之生病耽误了一个多学期的课,考的并不理想,录取并无把握。
      9月以后,我收到一位高班同学从重庆来信,告诉我他在教育部门口张贴的榜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我还将信将疑,再过了好多天,终于看到一份正式小报,印的是当年全部高校录取名单,这时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在高中误了一门立体几何课,但考试时恰好考的是我学过的大代数,其中有行列式的试题,我都能从容解答,我一向是考试的幸运儿。而同班同学落榜很多,只有另二人分别考上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医学院。后来陕西省新成立了政治学院,吸收了很多未被统考录取的学生,我的不少同学就去了那所学校。那年10月,我的父亲特地到西安为我买了一个旧的但很结实的皮箱,母亲为我新装了被褥,那时我才18岁,就带着这两件行李单身启程了。我先乘火车到宝鸡住了一晚,再乘长途公共汽车穿越秦岭经宝鸡、留坝、凤县、褒城四县抵达汉中。那时所谓的长途公共汽车,并不是现在所说的大巴、中巴等等,而是一部敞篷的卡车,大家都将它称为“羊毛车”,因是国家用羊毛跟苏联换来的,它不是烧汽油,而是在车的右前面架设了一个大铁炉,下面烧木炭,还有一架小鼓风机,要不停地摇,才能将火烧旺。旅客上车时排着队,乘务员按旅客的次序把每人所带的包裹、箱子等大件行李在车上摆好,一直摆满,然后旅客手拎网袋、手提包上车,能坐二三十来人,坐的有高有低,大家都喜坐在车边的高处可望风景,都不愿坐在中间低处什么也看不见,并且摇来摇去,很快就有人晕车了,马上就趴在车边呕吐,坐在高处的人只好让位给他。这种车速度很慢,一般15-20公里/小时,一个旅客笑说车往山上爬时下去解个手也能赶上来。我们在宝鸡等车过了渭河到了益门镇(古称大散关的地方)就开始爬山了。秦岭是陕西乃至全国有名的大山,呈东西走向,南北宽度达四五百里,崇山峻岭,迂回曲折,险峻异常,此山北坡极陡,车行走了近30公里才爬到了山顶,这里立有“秦岭”二个大字的石碑,这时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旅客都变成了雪人。但是从山顶往下走只行了几公里就到了名为黄云铺的地方,一下子变得阳光普照,被绿色覆盖,流水淙淙,野花遍地,却是一番江南的风光,好像换了人间。又向前走,山连山,弯连弯,盘旋数十转,我们先后到了柴关岭、庙台子、双石铺、张良庙、马道驿等名胜古迹,用了一天的时间终于到达褒城(就是商朝那位“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的褒姒的家乡了),这里是秦岭的南麓脚下,也是汉中盆地的北门。从褒城继续南行,不足20公里就到达了汉中市,当即在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到车站买票去城固,因车站人多要排长队。当地有黄包车也可乘马前往。我选坐黄包车,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到达了城固找到法商学院报到,前后用了三天时间。这条路在读大学四年中,我往返走过六、七次,对沿途景色、名胜相当熟悉。这条路也相当难走,每次都要用上三、四天时间,有一次遇到大雨,山洪暴发,我在凤县一个小站上住了五天,待路修好才走。秦岭虽然风光无限,但山民衣衫褴褛,身体消瘦,由于缺碘造成“大脖子”病,比比皆是。我一人单身乘汽车走都如此艰难费时,吃了很多苦头,何况没有我这条件的人呢?由此联想到二年前抗战初期,西北联大全校师生二、三千人,包括家属,不畏风餐露宿,不顾困难险阻,不怕流血流汗而步行穿越秦岭的历程,至今思之,犹感心灵振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使西北大学坚持在陕南办学八年,值得赞颂。关于西北联大师生过秦岭的记述,我很少看到全面的记载,但我的体育老师王耀东教授在他的传记中就有他带领一支西安临大师生队伍步行穿越秦岭比较详细的记载)。
二、抗战时期西大安身立命所在地城固的概况
      城固建城于秦末汉初,早在楚汉相争时就闻名于世,萧何、樊哙都是本地人,汉王城、霸王寨、张骞墓都在这里,汉水流经此地,位居秦岭巴山之间,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物产丰富,水利完善,民风淳朴。我们在此读书四年,靠当地人民土地河水滋润与供养,在战时艰苦的岁月中,能够安心读书,学成报国,应感恩城固人民。在我读书的四年中,此地绝少发生水灾旱灾,虽不是十分富裕之地,却也称得上当时的小康生活。此地风景绝佳,同学们当时没有条件,也没有空闲去旅游,但在城固四年中我们往往是春游桃园,夏泳汉水,秋逛桔林,冬赏腊梅。在假期中,有时也到汉中、洋县、西乡等地观光游览,名胜古迹很吸引人。我虽然别离多年,仍深有缅怀之情。西大校方2008年为纪念学校在城固的这段历史,立有“昭学励志碑”,其中提到“城固虽陕南小邑,然以山环水带、物阜民康故,素有乐城之名。自西大迁寓于此,一时人材荟萃,更增汉滨光华。城固八年,寓教数处,兴作艰辛之状,自非后人所易通知。然涧弦歌不绝。其情其景,父老共鉴,汉水永铭。”欲知城固全貌,著名国学大师、西北联大中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曾主撰过《城固志》可供参考。但从另一方面看,城固是个农业县,工业毫无基础,只有一座从战区迁来的专造轻型武器的兵工厂,小县城有一条街道,两辆汽车都无法交汇,街中心有一个古典式的两层钟鼓楼,街上商店密集却无一座楼房,有一个小型的基督教堂和一个小清真寺,还有一座设有盆汤的小浴室。全县人口很少。总之,城固确实是一个有利于学习、研究学问的好地方,可称战时的小桃园。不足的是地点偏僻,交通极为不便,北到西安,南赴成都重庆都要翻越大山,且缺乏时代气息,对世界国家大事、学术界的新鲜信息知之甚少,这对于办好一所大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西北联大迁来之前,这里可说是十分的闭塞,相当的落后。
三、为适应形势进行由西安临大到西北联合大学再到西北大学演变过程
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抗战爆发,平津相继沦陷,为了不做亡国奴任日寇欺凌,保全国家文脉培养人才,根据国家的规定和部署,平津两地高校大举内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联袂南迁至陕西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由于当地房屋紧缺,西安临大被安置在城隍庙后街、北大街通济坊及小南门外原东北大学的部分校舍,相距较远,教学和住宿均有很大困难。西安临大下设6个学院24个系,19383月,日寇打到风陵渡,潼关紧急,西安震动。敌机空袭频繁,西安极不安全,许多居民外出逃难。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命令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3月中旬,全校师生员工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然后徒步500多里到达汉中,光教职员包括眷属就有300余人,学生没有确实统计数字,估计有千余人,他们怀着爱校爱国、藐视困难险阻的精神用了20余天始安全到达汉中,事迹十分感人,实为中国教育史上伟大光荣、可歌可泣的一页。
学校迁到汉中后,分别安置在三县六处,,校本部、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设在城固,医学院设在汉中,农学院设在勉县,学校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下设6个学院23个系,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原三校校长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及教育部特派员陈剑脩担任常委领导校务。西北联合大学的名称存在时间较短,为时只一年多就进行了如下的调整。
1938年,教育部下令,将西北联大之农学院和工学院先后独立设校成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和国立西北工学院,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原联大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也分别独立设校,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
以上由临大到联大到西大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19377月到19399月),由于变动仓促,而又在战时以打仗为第一要务,难顾其他如文教方面,但是当时的教育当局在策划、应变能力方面也有不足之处,以致朝令夕改,很短时间就把一所好端端的综合性的大学分解为一校五院分而治之,利弊究竟如何,值得反思。
      1940年秋入学时,西北大学还有文、理、法商三学院,那是一所大学必须具有的最低标准,我入学后通过与老同学交往以及本人查看文献资料,始得知上述情况,但也只知道表面现象,很不完整与准确。只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一件是到校后不久,就看见西大中文系教授黎锦熙先生所做的西北联大的校歌,用的是文言文,古色古香,典雅高尚,一般人很难看得懂,但有古汉语基础的人仔细琢磨也能大约懂得。可是这首歌始终没有请到名家谱曲,所以歌曲也唱不起来。直到我毕业那年,在第五届毕业生通讯录纪念册上,我才看到黎老这首歌的全文及文字说明。19445月,因为校歌没有流传,黎老不甘心,又以歌词为纲写了一部简明的西北大学校史,可惜我没看到过。还要提到的是我们早就知道西大校训“公诚勤朴”却不知其来源出处,而这四个字却来自黎老的歌词中,是经过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决定的。再有一件更为重要、影响更大更久远的事,就是在1938年春夏之间发生的一次学潮,我入校时此事已过去了一年半,但这件事在学校中仍然是尽人皆知,到处在谈。作为新生的我也感到惊异与好奇,但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却未看到任何正式历史文件作过详细报道。2009年我收到老学长孙绳武寄赠一本名为《伏牛山的儿子----曹靖华传》(是曹的儿子与媳妇写的),曹靖华是这次学潮的亲历者,又是被解聘的教授之一,在此书中专门讲述了此事甚详。要点如下:“19389月新学期开学时,校常委聘请历史系主任许寿裳继任法商学院院长,师生们拍手称快,国民党党团分子却大为不满。欢迎新院长大会上,一些三青团分子对许恶意攻击,遭进步学生驳斥,双方爆发冲突,几至动武……教育部即电令,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引起全校进步师生强烈反对。曹靖华及沈志远、彭迪先、章友江等十余名教授联名挽留许寿裳,反对张北海,并以‘快邮代电’分送全国各报社、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反对教育部破坏委任程序,要求‘收回成命’,得到师生与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张北海恼羞成怒,会同胡庶华密谋策划,疯狂反扑……陈立夫亲临西北联大处理‘学潮’,无理指责法商学院开设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课程及俄语课‘宣传共产学说’,引起师生公愤。……由于汉中偏僻、闭塞,联大进步势单力薄,反动当局有恃无恐。教育次长自重庆赶赴汉中‘整饬弹压’,给曹靖华等十余名进步教授扣上在学生中‘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帽子,予以解聘,并通令全国各大学‘不得聘用’。另外,还撤销了许寿裳法商学院院长职务……曹靖华等十余名教授被解聘后,联大学潮实际上已被压制……。”
此次学潮的经过以及是非曲直,看了曹先生的这篇文章读者就会明白,在这里无需多发议论。但在西北联大才开头发生此压制学生正义行动、悍然解聘进步教授、扼杀学术自由的丑恶之事,促使西北联大成为短命大学,迅即瓦解,甚至影响了以后西北大学的发展与提高,使高教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其教训十分深刻。
四、四十年代前期西北大学办学教学情况
﹙一﹚西北大学的领导管理体制与领导人的变动情况
西北大学的领导管理体制分院、校、系三级,设立教务长、训导长为首的两大职能机构,同时还有一个学生军训处,辅助训导工作,有一名上校级的军官担任总教官,下边还有两名营连级的军官辅佐。此外,学校还有国民党的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大都由学校的教授、讲师、党团骨干的人担任负责人。他们虽不是行政机构,但在学校对一些重大问题上有较大的发言权,兴风作浪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我在校读书四年,西大机构人员经常调整变化,外人很难知道实情,这里只谈谈校长的变动与他们在任上的表现和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1940年秋我入学时,西北大学并没有校长,据说教育部曾委任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为西大校长,但皮氏并未到职视事,10月教育部就任命部首席参事陈石珍为代理校长,陈,江苏江阴人,南京东南高师毕业生,赴美留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学教育,归国后不久就到教育部任职,一直是当的“京官”。陈的办事能力很强,教育部特派他来西大收拾一年前因解聘一批教授而造成的混乱局面,认真办好西大。岂料到职后不久,国民党区党部少数成员借口发学生贷金有问题而闹事,包围校长办公室吵闹甚至把校长乘坐的黄包车都烧掉了,这些闹事学生又扩大事态发起了“驱陈运动”。最后结果是两名带头闹事学生被开除,陈校长很快就离了职。事后有人说这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所造成的,左派学生、进步学生均未介入,采取旁观的态度,其真相我至今都搞不清楚。抗战胜利后,陈石珍在教育部被任命为战后首届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解放后他曾在上海市政协全体会议上被聘为特邀代表。
陈石珍在西大的续任名赖琏,是留美学工科的人士,是李书田校友,是国民党CC系的头面人物,也是陈立夫掌控国家教育的膀臂。赖原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后又调任西北大学校长,共六年之久后调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到台湾后,他被派驻联合国任秘书处中文组组长。他在西大任上,出现了一件惊动全国教育界的大事:那是在1943年秋,正处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突然有一天汉中警备司令部派了一批军警特务来到城固,会同学校当局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镇压中共与进步学生的活动,当时立即逮捕了中共地下学生党员李可风、桂奕仙、王致增三人,便衣特务捕捉另一地下学生党员王升堂,王当场抗拒,幸有围观同学支持保护,始得脱身。此外,还按照黑名单向西大几十人作为“共嫌”发出了警告信,其中有许多是我最熟悉的好同学,如陈方澜、马洪庆、马遵德、钱琳等都在其内,陈方澜被勒令不写悔过书就不准毕业离校。这四人都不是地下学生党员,只是思想进步罢了。这事是在大环境影响下造成的,但学校当局尤其是校长赖琏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排除异己,压制民主,悍然引进军警到校逮捕进步学生,这绝对是不应当的。后来我们得知经过这一行动,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师生遭受了严重破坏与迫害。部分同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校的学生地下党员仅有支部书记韩维彩,宣传委员王升堂两人。赖琏是个十分复杂的人,最近我看了“天下”这本杂志,上有高远写的一篇文章“世事纷纭说赖琏”一文,记载赖琏一生事迹包括在西大当校长时的所作所为,甚祥。对这件事叙述的不太具体,尽管他对西大、西工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仅凭这一件事,就说明他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赖琏之后名为杨宙康,据说是国民党教育部的一位社教司司长,来代理西大校长。
1944年我毕业后,听说就在44年秋季,教育部派原任河南大学校长的刘季洪任西北大学校长。那时我已离校一年多,比我低两级的一位女同学告知我1946年春天学校又爆发一次规模大、斗争激烈的反对刘季洪的学潮。但她谈的很简单,我已记不清。但这件事,我认为也应当搞清楚,有待于校方或知情人士以后再写吧。凑巧的是1997年我去台湾时,曾到著名的台湾政大参观,看到在一块巨石上刻有“精神堡垒”四个大字,竟是原西大校长刘季洪的题字,才知道刘到台后被任命为该校校长。
﹙二﹚系科设置,在校学生规模
   西北大学成立后,设立文学院含中文、外语、历史、生物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系,法商学院设政治、法律、经济、商学、四个系,全校12个系。每系一般每年招生30-40人,年共招360-480人,四个年级总共1440-1920人,这是个约数,实数因为没看见有关的统计资料说不清。经济系是个大系,四个年级200人左右,我们40年入学那年,经济系人数特多,近100人,而商学系新生却只20余人,校方决定经济系学生调一部分到商学系,办法是发表给每个学生,填三个志愿,大家内心都不愿调系,结果有的同学三个志愿都填了经济系,而有的同学比较老实,除第一、第二志愿仍填经济系外,第三志愿填了商学系,结果就是这些同学转到了商学系,使这个系达到了40人,经济系减员到80人。这是我们入学第二年时的一个小插曲。
   商学系办了很多年,在我们入学一年前都是以学俄语为主课,说是商学系实是俄语系,有三位俄语专家教学,除曹靖华先生被解聘外,还有徐褐夫、李毓珍两位,他们培养了许多俄语人才。我知道的有苏农官,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他随行担任俄语翻译工作;还有刘辽逸,是俄文翻译大家,曾翻译托翁“战争与和平”巨著;还有李之柱、于桂林、陆绍楹、陈文芫等人,他们分别在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大连师范学院教授俄文。
 
﹙三﹚师资配备状况
法商学院经济系与商学系在一起,多门课相通、相近,因此两系上的一些主课都有教授教课,那时大学教授都喝过“洋水”,拿过学位,教学经验丰富,如法学课由法商学院院长杨兆龙担任,他是留德博士,著名国际法专家,在校时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极具学者派头,解放后他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在上海),但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摧残致死,后平反。我的朋友沈立人曾是他的学生,编过一本《杨兆龙先生纪念集》,叙述他一生的业绩,为他恢复了名誉。教我们经济学就是罗仲言教授,多年后我们才知他就是我国早期的共产党人罗章龙,在经济史研究方面颇有权威。教货币银行学的季陶达教授,他上课的内容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上课不带粉笔或纸片,娓娓而谈,出口成章,且引人入胜。财政学由曹国卿院长上,他是留德博士。统计学由系主任孙宗钰上,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硕士,他有统计学专著,并是英汉词典的编纂人。社会学由王守礼教授担任。会计学由一位留美的青年教授刘溥仁讲授。英语课则由刘北茂教课,刘出身燕京大学,与刘半农、刘天华并称“江阴三刘”,是著名的二胡作曲家、演奏家,在校时我们常听他的二胡演奏,那真是一种高级艺术欣赏,出校后就很少听到这种高水平的演奏了。商学系除了上述主要课程外,还开了国际贸易、市场学、工商管理、商事法、经济地理、投资数学等课程。有些是选修。学校规定四年修满132学分才能毕业,大家都能达到。
   其他法律政治二系的教师阵容也较强。法律系有王治焘、施宏勋、刘鸿渐等教授,在教学活动中常开法庭辩论课,进行直观讲解示范,外系同学也常去旁听。政治系有许兴凯教授,他是个日本问题专家,经常作中日战争、世界大战的战局报告,对战局了如指掌,指点江山,评判战役,强调我们必胜,鼓舞听众信心,受到同学们欢迎。政治系还有卿汝楫教授,曾任过国民党某一部会的发言人。还有一位专门研究边政、少数民族问题的教授,是埃及大学毕业的回民教授杨兆钧,他给同学们演讲,一上来就用了一句阿拉伯语言向全体同学问好,声音洪亮,振动大厅,讲得头头是道。因为我也是回族学生,他是北京人,与我谈得来,以至至今未忘。除教学活动外,学校还经常开展一些学术性的活动,邀请海内外名流学者来校讲学讲演,一般都在校本部礼堂,甚至城固剧场举行,全校师生都能到场听讲。法商学院学生也愿意听自然科学专家的报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二、三次来校,但他很少做大报告,而是和学生打成一片讲故事、聊天,我在法商学院就听他讲到甘肃游览鸣沙山的故事,大家听了感到津津有味。
﹙四﹚校舍及教学设施
文理学院设在城内文庙考院学宫等处,除图书馆几次扩建外,因经费紧张其他房舍很少改建。法商学院设在城固小西门外,利用一所旧简易师范的校址办学,并没大兴土木搞建设。一进校门,就是一座东西略窄,南北略宽,长方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上层有走廊可通四边,二楼全部是教室,大小不等。还有院系办公室,一小图书室可供学生阅览。此外还有一间专为学会计的同学用的打字机室。由于都是文科,没有实验仪器室,教室勉可应用,但大的集会都要到城内举行。这座楼的东院是盥洗室、洗浴间、厨房及一大一小两座食堂,可供全院住校生用膳,有桌无櫈,四年都是站着吃饭。楼的两边是部分教师宿舍、女生院、男生院。男生宿舍大部分是砖墙或土墙草顶房,小间住一、二十人,大间住三、四十人,一律双层木床,中间放桌子,共有三排六幢大宿舍和几个小间,可容纳二、三百人。许多三、四年级同学都住学校附近村庄农民的房子和小西关(从西城门到法商学院的半里长的小街区)的民房,租房价格不贵,一般是上年级毕业了,就由下一年级要好的同学继续租用。院墙外的西边,有一足球场和几个篮球场、排球场,下午课后球场上的人很多,当时只有法商学院有这样的操场,文理学院没有,连西北师大体育系的操场都比不上法商学院的。
我住的宿舍很特殊。这间是嵌在大宿舍与院墙之间的草顶房,40㎡大小,西面是八张上下铺床打通成的大通铺,东面是两个双人上下铺,共可住20人,中间一个通道摆了几张书桌,几条板凳可坐数人,但无法看书做作业,晚上需要到大教室在汽灯下做功课。宿舍实际上住了16人,有几个铺用来放箱子包裹等杂物。战时上大学,对于这些简陋的条件大家都不十分在意。至于伙食,因为大家都是吃贷金,贷金不交给本人,统由校方会计部门按名册和伙食标准交办伙食的学生组织,办伙食校方并不参与,由学生推举合适人选“民主办伙”。主要靠两个人物,一是总务,一是会计,其他采购、值厨等人员由他们聘用,每半月一期。每天伙食早稀饭,中晚米饭馒头,菜肴简单。每期伙食主办人前十来天尽量把钱省下来,以便最后二三天加菜吃荤,提高伙食水平。虽然主办人不连任,但办得好的以后还会被选出,办得不好的就没机会了。在伙食问题上,很少发生贪污现象。回族学生有专门的饭桌,我吃了四年为回族学生做的菜,从来没遇到吃不饱、吃得太苦的情况。
(五)文化艺术、体育活动丰富多彩
西大尤其是法商学院继承平大法商的老传统,各种社团组织林立。学会、系会、同乡会、中学同学会、基督教团契、回族同学会、读书会(中共地下党领导后转入地下活动),全校性的文艺团体如话剧、京剧、秦腔、歌咏等团体,都有很多积极分子参加,宿舍中常有人唱京剧,会拉胡琴的人很多。京剧主要的旦角是王佩琨与小生黄定,他们合演的“生死恨”、“奇双会”等剧珠璧联合,名噪一时,不亚于职业演员。话剧则有李英才、李战、张伶、赵蕴石等,演过“日出”、“原野”、“家”、“长夜行”等名剧,曾组成“新生剧团”到西安上演得到广泛赞誉。秦腔剧社则由高其伟、王扬、苏少兰、崔彤兰等演唱,受到广大师生尤其是西北籍的学生热烈欢迎。还有诗社,他们经常编出期刊,用壁报的形式发表,与其他学术组织的壁报交错刊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很吸引人。
西大的体育活动也十分出色。当时西大、西师拥有国内一批体育名师,如袁敦礼、董守义、王耀东、徐英超等,体育系学生有国手牟作云等,蓝、排、足、垒,球类运动水平很高。校与校之间、院系和院系之间经常举行比赛。法商学院、西大的篮球队打不过西师,而足、排、垒球方面皆有与西师抗衡的实力。至今存在我记忆中的是法商学院足球队与西师的“小联军”足球队(体育系学生为中坚,还有体育教师参加)经常举行对抗赛或友谊赛,是城固一项重要赛事,每次比赛都吸引两校及当地中学生到场观看助威,踢得十分精彩。法商足球队有好几年都以商学系同学为主力,如戴保平(中锋)、郭冰(后卫)、哈美新(左锋)、谢蕴直(前锋)、马洪庆(守门员或中场)都是体力充沛,脚腿利落,奔跑迅速的队员,特别是戴保平勇冠三军,球技高超,是场上关键人物;而新疆维族同学哈美新脚下功夫极好,他的沉底传中给对方以很大威胁,罚角球、点球是拿手好戏,常常立功。法商学院垒球队也很强,戴保平的击球、跑垒都高超,投手李恩普是全队灵魂,技术全面,当时无人可以替代。还有经济系的王家楷,他是运动天才,擅长各项球类运动。解放后考入南京军大,毕业后分配到华东军事大学工作,曾参加“八一”排球队,参加过全运会。转业后在郑州是有名的网球运动员,曾担任解放军老干部网球队教练。80年代初,他随队去上海比赛,我特地去与他见面。
课余生活也很丰富,城固文化底蕴深厚,秦汉古迹名胜多。法商学院西面一、二里处有汉博望侯张骞墓,我们及外地游人常去拜谒与祭扫,其他如霸王寨、汉王城、樊哙墓,同学们也都去过。
 
五、西北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西北大学是最早开发大西北的高等学府,是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西北大学在陕南城固坚持办学八年,据有关资料,1940年7月西大首届毕业生毕业,其后在城固毕业的为二至七届,早在1938年和1939年于城固毕业的西北联大同学,均发给原校毕业证书,故西大第一届毕业生由1940年计起,共计九届,毕业生总数为2395人,而编入通讯录的不足1000人。(见国立西北大学城固时期校友通讯录)
西大时期的毕业生,其出路究竟如何?这从来就没有人统计过,当时对高校毕业生国家从来没有建立过统配制度,一般由学校向用人部门和单位推荐聘用,很多毕业生都是自谋出路,他们主要通过家属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同乡等种种关系找到或调动工作,有的是干本专业,有的是改行。那时就业个人有较大的自由。西大在陕南办学时期,我国东部以及中原地区早已沦陷,重庆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称国统区)只能算是半壁江山,但由于一面打仗,一面仍要搞国计民生建设,国家社会也很需要人才,因此当时并未产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而是都有工作可做,都能有自己的饭碗。即使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西北地区,属于凤毛麟角的大学毕业生的出路、就业门槛还是比较广泛的,他们毕业后分别进入国家地方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厂、商业公司、大中专学校,成为公教人员。拿我们法商学院经、商二系40年代毕业生就业来说,我们毕业时正逢国民政府财政部建立直接税体制,需要大量财经专业毕业生分配到各省、市、县税务机关当税务员,好几届同学都进了税局。川、陕两省很多县市都有西大的毕业生在直接税局工作,有的同学只两年多就已当上了县税务局长,回学校来要毕业生。抗战胜利接受上海市时成立了直接税局,是由陕西直接税局派来的人员组成的。当时上海市黄浦区直接税局的局长就是西大毕业生胡中流(中共地下党员)。财政部本身也需要公务员,西大一些同学就由西大在重庆工作的老师介绍到财政部工作,有田百川、陈方澜、秦敬先、徐漾、陈文筼、乃至我班的马遵德、赵崛等人。我班毕业生有40多人,经学校与有关部门联系,直接推荐给用人单位就有几大部门。一是宝天铁路工程局,共接受了我班与经济系同学10人左右,就有我在内。二是国民党空军(当时称航空委员会)也有10人左右如钱琳。三是财政部直接税系统,人数更多,凡是报名的都可以被吸收。此外也有极少数通过各种关系进入银行、资源委员会、花纱布公司、学校或其他单位。
 对于西北大学城固八年中培养的人才真正有名望有地位有成就的人,尽管我交流广泛,但也知之不多。我曾看到西大校友通讯上登了千里青所写的 “西大校史上的‘国’字号人物”,一位是国师黎锦熙,一位是国手王耀东、这两位都是我们的老师,是海内外皆知的有名人物。还有两位却是西北大学在城固时期培养出来的名人,一位是国嘴齐越,在校时就追求进步,参加地下党,1946年学潮时成功逃脱后到延安担任播音员,我党我军许多重要的文告和新闻包括开国大典,就是通过齐越之口传播出去,传遍全中国、全世界,新中国成立又担任开国大典的播音员,是中国广播事业的元老级的人物,是播音界的功臣元勋。还有一位国使申健,1937年至1939年在西大法商学院就读,在校入党,在校经过临大、联大、西大的全过程,离校后与熊向晖等一起打入胡宗南部做秘密工作,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我党隐蔽战线的“后三杰”,解放后曾任驻印和驻古巴大使,中联部副部长,是中国一名卓越的外交官。
读了千里青这篇文章之后,我颇有感触,不管怎样西大毕竟是一座百年以上的高等学府,确乃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之地,就在此时我收到了已过90岁的老学长且亲如手足的陈方澜从西宁寄来一篇名为“九十忆往”的文章,叙述他一生既曲折又不平凡的经历,叫我提意见。我拿到上海给秦敬先、沈有章、田盛文三位看了,他们齐声叫好,于是要我代表大家撰写了一副寿联,并请书法好的沈有章买了洒金红纸郑重写好,立即发出为他贺寿。由此使我想起西北大学的人才确实很多,千里青写了四个“国”字号的人物,难道我们就不能写一写几个“省”字号及“校”“院”字号的人物吗?那时我就想编一本西大优秀同学回忆录,历史是伟人创造的,也是人民大众、凡夫俗子创造的。我与方澜通过电话商量,西大人才很多,我俩是法商学院经、商两系出来的校友,只能请我们共同熟悉了解的、常有音信往来的法商校友,文章题目体裁篇幅写作时间等概不设限,年岁在90岁上下、具有写作能力,志愿参加。就这样把这事定了下来,我照顾他年岁大,所有操作之事由我负责,最后落实仅15人。2008年忙了一年时间把它编出来,定名为《九十老人母校情》,印了数百本,分发所有撰稿人并赠给母校及经管学院若干本作为纪念。参加写作的15人是孙绳武、陈方澜、韩维彩、王升堂、马遵德、马瑞玉、刘淑端、钱琳、王扬、李英才、杨清桂、田盛文、李鸿超、刘善述、穆嘉琨。本来还想邀请卫佐臣、徐德骐、樊亢等人参加撰写文章,但因为个人或老伴健康原因未能参加。秦敬先突然患病,很快就走了,十分遗憾。
1、按年龄划分,最高95岁,最低的88岁,平均90.3岁。
2、他们的工作地点分布在京、沪、西安、南京、内蒙、青海、台湾等十个省市。
3、简要介绍他们的简历以及写作内容:
①陈方澜、孙绳武、韩维彩、王升堂四位,他们在校时就是进步分子,投身革命,学有专长,进入社会后,表现突出。陈方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研究员,青海省政协委员、顾问,是名闻西北的经济学家;孙绳武,俄文翻译专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出版社副总编辑,译著甚多,曾获邹韬奋编辑出版奖;韩维彩,是中共西大地下党支部书记,曾任贵州农学院讲师、副教授,后调贵州省委党校教授;王升堂,中共西大地下党支部委员,包头钢铁厂高级经济师。他们所写的文章既有革命的经历,又有学术上的见解。
② 马瑞玉、马遵德、刘淑端,这三位都可称为女中俊杰,也都是终身的教育工作者。马瑞玉,一生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她是一个十分刚强果敢的女性,抗战中辗转万里,锐意求学:她面对不幸的婚姻但能正确对待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才,事迹十分感人。马遵德,读书时就是一个进步女性,解放前曾在财政部会计处工作,曾参加南京民主妇联投身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调大连,从苏联手中接受财务工作,担任大连高校财务主管,直到离休。刘淑端,她毕业后留校授课,认真工作学习,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逐级提升为教授,她是罗章龙教授的爱徒,晚年致力于研究罗的历史和学术成就,颇有成果。
 ③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钱琳,王扬、田盛文、穆嘉琨四位,他们在旧社会都当过几年的旧公务员,在政权转变过程中,成为了国家机关工作干部,他们热爱新中国、新社会,拥护党的领导,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成就卓著。王在地矿战线,钱曾参加抗美援朝任翻译,复员后一直从事军工战线工作;田与夫人乔皓大半生从事中等学校教育工作,曾任上海市区人大代表多年;穆在江苏省教育厅从事计划财务、教育科研工作达五十年,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耗尽心血,作出了贡献。还有李英才、杨清桂、刘善述三个同学,在前进的道路上,都曾遭遇坎坷:李英才进了国家建材局,曾被错划为右派。杨清桂,1948年在解放开封的战役中参加革命,南下武汉,作为军管代表接管银行,岂料因与大别山匪首同姓名被误打成反革命,进入死牢,后被无罪释放恢复工作,分配到中南财大搞后勤工作直到离休。还有刘善述,毕业后在西安当公务员,“镇反”时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关押坐牢21年之久,1975年被特赦释放,回三原乡下与妻女团聚,做过农村文化工作,未再担任公职,以诗书为乐。以上三人均富有才华,旧学、新学具有基础,擅长写作,杨曾翻译陈独秀传略,李曾写过数本小说与诗集正式出版,刘也曾有诗集出版,他晚年所写的纪念于右任一生成就的长诗,曾登载在画册上在台湾发行,与马英九、连战、萧万长题词并列。
④台湾的李鸿超,他是本书撰稿人中唯一的文学院历史系44届毕业生,大学毕业后曾任他的家乡陕西彬县中学校长,后在西安国民党党部工作,被选为国大代表。随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弃政从教,与台湾的陕西同乡大佬全力创办、发展明新技术专科学校,并逐步升级为学院、大学,成为知名的教育家,先后任该校的校长、董事长、创办人。经常到西安参加母校校庆活动并进行资助,被推选为校友总会副理事长多年。他逝世后,校方曾写专文悼念,西大曾组团由一副校长为首到台湾明新大学参观交流。
《九十老人母校情》出版后博得西大有关同志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认为这本书出自众人之手,虽然形式内容殊异,但是贯彻一条主脉,大家都是有志之士,志在爱国、救国、建国,为我们的伟大民族做出了力所能臻的奉献。这本书写的是“母校情”,包括了“师生情”、“校园情”、“革命情”、“亲人情”、“事业情”以至“城固情”等等,但反映更充分的是“同窗情”,仅凭这十来位分散在全国十个省市的老人因无缘聚会而只靠通讯手段来交流探讨,终于完成了各自的写作,这是十分难得的。由此说明母校情、贯彻终身的老同学之情的巨大威力与无限的魅力。江苏省著名学者、曾任中央社科院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立人读了此文后,曾为此书写了序,名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声”,在文中他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衷心的赞赏。(穆嘉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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