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智

摘要：本文以总结中国共产党90年的经验教训为目的，运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的逻辑前提是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条道路的现实基础就是必须认清中国国情；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最终一环，就是要靠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当时的具体实践中克服极“左”和极右两种错误思潮及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具体落实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这条道路，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今天坚持走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把中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9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对党90周年的最好纪念，就是总结党90年来的经验教训，把当前的工作做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党90年来最大的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共产党经验教训的最高总结。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党。毛泽东和邓小平就是最大的代表。1921年7月，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成立中国共产党。党的幼年不懂马列主义理论，也不明白中国国情，盲目照抄照搬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结果连犯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差点葬送了党。毛泽东于1930年5月著《反对本本主义》，首先对这种错误倾向提出尖锐批评。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P51）可以说，这是我们党提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形态。遗憾的是当时党内其他领导人不听毛泽东的忠告。直到1935年第5次反“围剿”失败，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才在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红军到达延安后，艾思奇、张闻天等同志总结党的经验，较早明确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里，正式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和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两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2]（P928）

如何理解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我的理解是：它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个要素是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个逻辑前提。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救国救民到西方、到苏联寻求真理，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经过三次大论战，人们才明白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旧文化不堪一击，西方资本主义新学也救不了中国，唯有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锐利思想武器，从而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才有了自觉的明确的前进的大方问。第二个要素是必须搞清楚中国国情特点是什么，这是一个现实基础。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的缺点，就是因为教条主义者不懂中国国情特点，简单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列本本，玩弄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结果一而再再而三接连犯错误。而要搞清楚中国国情特点，就得调查研究中国，把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国情特点吃透。毛泽东和邓小平就是这祥做的。第三个要素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新的具体理论，指导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客观现实，这是一个关键环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样的新理论。这就是说，“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继承、转型、发展，并转化为客观现实的历史过程。”[3]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一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精髓和必由之路。这可以从毛泽东一系列论述得到证明。1939年党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创办了《共产党人》杂志。毛泽东写的“发刊词”总结了党18年来的经验，提出“三大法宝”。毛泽东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4]（P569）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 [4]（P577）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須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的恰当的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的公式的应用它。” [4]（P667）毛泽东为1941年5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一开始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20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20年。” [4]（P753）毛泽东強调说：“理论和实际统一”是马列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4]（P756）的确是这样的。马克思在创立新哲学时就提出了这条原则。马克思批评当时德国哲学界理论不联系现实，指出“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5】(P 66)相反，马克思強调理论必须联系现实。马克思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5】(P 67)列宁也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指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6]（P204）就是说，理论要联系实际。毛泽东指出，按照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办事，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4]（P759）经过延安整风，全党接受了毛泽东这一思想。在1945年5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会上，刘少奇正式提出、党的七大会一致通过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南，反对任何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偏向。” [7]（P332）自从全党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思想武器，革命进程相当顺利迅速，四年时间，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建立后，3年恢复国民经济，3年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顺利，接着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总结经验说：“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的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8]（P302） 

毛泽东自1957年以后犯了不少错误，1957年反右派、1958年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9年党内反右倾、直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归结为一点，就是他简单机械的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理论与中国实际相背离。毛泽东一生倡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晚年却因理论背离实际，犯了他一贯反对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实在是人生之悲剧。

1978年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揭开了党史上新的一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邓小平总结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9]新时期的30年，我国以邓小平理论作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方针，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经济迅速发展壮大，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幸福。这些成就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由于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可见，中国共产党90年的经验教训归结为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是中国共产党90年经验教训的最高总结。

二、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逻辑前提，就是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否则，“相结合”就无从谈起。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4]（P1408）列宁又说：“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10]（P19）可见，我们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俄国人间接学习的；或者说，我们直接学习到的是列宁主义。应该指出，列宁在宣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方面是有功绩的，同时，列宁结合俄国实际，发展了马克思这方面的理论，提出工人城市武装起义的具体理论，指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毛泽东时代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中国工农起来闹革命，中国人民很需要马列这方面的理论，同时，毛泽东也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理论，从而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

新中国建立后，面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历史任务，急需科学理论指导，可是，马克思这方面的理论不多，列宁有个新经济政策理论，主要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晚年居功自傲，却对斯大林的理论很欣赏。然而，斯大林主义主要是极“左”思潮的代表，首先，在政治方面，斯大林独断专行，取消党内民主，消灭反对派，用克格勃监视公民，随意逮捕审讯公民，对公民实行简单粗暴的所谓无产阶级暴力专政，公民失去起码的人身自由。其次，在经济方面，斯大林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取消商品市场经济；強迫农民实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实际上是片面的重工业和軍事工业化，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未受重视，人民日常生活贫困问题长期未解决；苏联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名为国有制，实际上是各级领导者个人或特权者的所有制，民众长期怨声载道。再次，在文化方面，斯大林实际上歪曲和误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曲解为见物不见人的无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斗争哲学和所谓反人道主义的科学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吹鼓手，愚弄民众，大肆制造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从而埋下了苏联必然解体和灭亡的祸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名为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斯大林 “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扭曲为‘左’的人的异化的个人高度集权独裁专制的僵死的封建的社会主义” 。 [11]（P3）斯大林主义对我们中国影响很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照抄照搬斯大林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所谓反人道主义的科学主义，竟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多次讲：“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9] （P139）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9] （P68）还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9] （P137）

新时期，我们理论联系现实，回归马克思，直接认真研读马克思原著文本，这才逐步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原来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是以现实的个人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现实的人改变现实世界的新现实世界观，它既反对见物不见人，也反对见人不见物，倡导人和物一体化的新哲学。它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密秘。它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发展物质生产力为基础，以公民社会个人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原则；实行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剥削、压迫，直至消灭阶级，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正是根据这一新认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我国现实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应当用这个最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指导我们中国的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

三、必须明白中国具体的国情

    当然，必须明白认识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否则，“相结合”就会变成无的放矢。毛泽东在创造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就提出要首先实事求是的搞明白当时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 ‘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4]（P623）“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 [4]（P624）据此，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具体国情，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实中国的国情。”[4]（P625）毛泽东在明白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 [4]（P638）“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 [4]（P639）新民主主义政治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 [4]（P638）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4]（P659）

    邓小平在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也是把明白认识中国具体国情放在基础地位的。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订规划。” [4]（P252）邓小平指出，当代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特点，就是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因此，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把我们中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当前，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明白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特点，才能创造新理论，解决新问题。我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特点是：其一，我们国家的GDP总量虽已达到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也初步进入小康社会，但是我们的人均生产值还很低，还有不少群众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贫富分化已相当严重，群体突发事件愈来愈多。其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难以克服，党政不分，政府过分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严重存在，党政干部中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影响还相当广泛，公民权利不时受到侵犯，干群矛盾冲突不断升级。其三，中、西、马并列的文化格局长期存在，极“左”思潮侵入到不少人的骨髓，而另一些人则要复辟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旧文化，还有一些人则要鼓吹西方资本主义新学，搞“全盘西化”。因此，我们中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中、西、马关系，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维护和保护生态平衡和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深化政体改革，建设宪政民主，维护宪政秩序，以法治国，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四、在具体实践中落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要靠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具体实践中去落实，否则，“相结合”只是一句空话。为此，必须反对极“左”和极右两种错误思潮及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所谓极“左”思潮，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批评的“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4]（P271）这种极“左”思潮往往表现为教条主义倾向，即简单机械的照抄照搬马列本本上的只言片语，不顾我国当前的现实的具体情况，强行落实。例如，当前有些领导还是简单机械的搬用马列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解决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感情纠纷、社会突发事件等，扼杀公民人权。

    所谓极右思潮，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批评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4]（P271）这种极右思潮往往表现为经验主义倾向，用他们已知的一些旧东西，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例如，当前我国有些人不顾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实，却在倡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三权分立、多党制等，“鼓吹全盘西化”。

    当前我国现实中的问题，主要是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倾向居于主导地位。正如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9] （P375）

    其实，无论极“左”，还是极右，无论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理论脱离当前的现实。因此，我们只要立足于当前现实，就可以对这些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做出正确判断，就可以鉴别这些理论观点的错对是非。同时，我们必须明白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它不仅需要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科学成果做养料，而且需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时总结现实的经验教训，创造新理论指导现实，反对和克服一切“左”和右的错误思潮及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顺利健康的向前发展，才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幸福。

（本文获得西北大学纪念建党90周年论文征文一等奖）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 （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2]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

[3]周树智：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刘少奇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8]毛泽东文集 （第8卷），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10]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 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0年版

[11] 周树智主编：马克思主义探原，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