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立项名单，全国共获准立项66项（学术团队项目20项、学者个人项目46项），西安三所高校5个项目入选。

小布梳理发现，其中，学术团队项目2项，“仰望星空”如西北大学唐泉教授带领的天文学史研究团队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步五星术”研究，“脚踏实地”如陕西师范大学王社教教授带领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团队陕西古旧地图整理与研究。

学者个人项目3项，分别是西北大学席会东副教授的丝绸之路古代地图整理与研究、西北大学李利安教授的汉传佛教阿育王文献整理研究和西北政法大学杨强教授的蒙古文法律典籍汉译文本的整理与研究。

何为“冷门绝学”？

冷门学科主要是指一些学术关注度低、成果产出难、研究群体小的传统人文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绝学是冷门学科中文化价值独特、学术门槛很高、研究难度极大、研究群体很小甚至后继无人的濒危学科。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濒危语言（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历史研究（藏学、蒙古学、西夏学等）、特色地域文化研究、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等等，均属于冷门绝学的范围。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旨在重点支持对国家发展、文明传承、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或填补空白，但目前投入不足、人才匮乏、研究断档、亟须抢救的冷门绝学，并对边疆史、边海防史等学科领域予以倾斜，侧重人文基础研究，鼓励学者根据学术兴趣和学术积累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

为进一步发挥学术传承、人才培养的作用，自2020年起，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从资助单个学者、单个项目逐步转向对学术团队、学科领域的长期资助，分为学术团队项目和学者个人项目两个类别，专项聚焦国家需求、突出学科建设、扶持学术团队、视情滚动资助。

接下来小布将带你揭秘本次西安获选的“冷门绝学”项目来看看“绝”在哪里

学术团队项目

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步五星术”研究

我国古代史籍中，有名可考和约略提到的历法总数超过两百部。从西汉至明末，我国正式颁行的历法有五十余部，而那些未被颁行的历法绝大多数已经失传。中国传统历法的编算体系在13世纪已经成型，而明末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后，已经鲜有学者通晓传统数理天文学的思想方法。因此，自清以来，二十四史中的“律历志”或“历志”成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最为费解的内容之一。

中国传统历法除了计算年月日时的安排外，还要计算晷影漏刻、日月交食、行星运动等数理天文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历法通常厘为七章。其中的第七章就是“步五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专门讨论金、木、水、火、土这五大行星运动规律的内容，即中国古代的行星运动理论。

唐泉教授介绍，西北大学天文学史研究团队固定成员20名左右，重点研究领域是天文学史。本次入围“冷门绝学”的项目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汉代至明代的所有中国传统历法中“步五星术”进行全面研究，全面讨论中国古代行星理论中的常数，阐明每一个算法的天文意义，并利用计算机编程模拟古代行星算法，讨论不同朝代一些代表性历法的行星计算精度，校勘所有历法中与“步五星术”有关的文字。

在此基础上，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行星理论的发展脉络，从本质上理解中国古代行星理论的精髓，从客观上评价中国古代行星理论，进一步确立中国古代行星理论在整个古代文明天文学发展历史上的地位。

陕西古旧地图整理与研究

据了解，古旧地图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专门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比较少，属于“冷门绝学”的范畴。陕西古旧地图整理与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王社教教授介绍，“目前全国大概只有30多个人在做古旧地图整理，根据课题组初步调查，目前存世的绘制于1949年前的陕西古旧地图总数至少在8610幅（套）以上，未来也许会有更多的陕西古旧地图被发现。”

王社教教授告诉小布：“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的《禹迹图》是目前陕西境内保存最早的古代石刻地图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经纬网格，这就是中国传统地图绘制方法中的‘计里画方’。我们可以在这幅地图上看到宋代的山川走向，还可以通过河流流经路线进行古今对比。目前已知最早的以陕西命名的地图，是金贞佑年间绘制的《陕西五路之图》，反映了当时陕西的政区设置与军事形势，这也是目前仅存的金代陕西古代地图。”

小布了解到，该课题组依托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其所研究的“陕西古旧地图”，在研究对象上包括采用传统绘制方法（形象绘法、计里画方、双重网格）绘制的有关陕西省域的各类古代地图、融合西方测绘技术与中国传统绘法的各类陕西近代地图和采用现代测绘技术编绘的各类外文陕西舆图三个方面。在时间范围上，起自宋代，迄于民国；在地域范围上，因历史时期陕西省域范围变化较大，部分舆图还涉及历史上属于陕西的甘肃、宁夏、青海的局部地区。从载体形式看，主要分为绘本、刻本、石刻地图；按装帧方式，可分为地图集、单幅地图、方志及其他文献插图三种。

学者个人项目

丝绸之路古代地图整理与研究

古地图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资料，具有文字文献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其所具有的直观性和形象性也是中国学者打破文字文献限制、拓展域外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突破口。

席会东副教授介绍到，随着后冷战时代全球经贸合作的深化和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丝绸之路学日益成为国际显学。中国学界既有的丝绸之路研究多是中国史学者以汉文文献为主要史料、以中国段为主要对象而展开的，既有的历史地理研究在空间地域上也较少涉及域外。在构建中国学术体系和国际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打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专业畛域，以全球史视野开展丝绸之路研究和域外历史地理研究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面临的时代课题。

据了解，该课题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汇编大量孤本和珍本丝绸之路古代地图，有力促进海外珍本中国古籍的回流和同源地图的再聚，推动中外地图比较研究的深入，弥补丝绸之路研究以文字史料为重之不足，并实现“以图明史、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为相关学者进行丝绸之路研究提供研究资料，从而推动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化，探索古代地图史、东西方地图交流和比较史、丝绸之路历史地理相结合的古代专题地图研究新领域和新路径。

汉传佛教阿育王文献整理与研究

李利安教授介绍，阿育王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护法”国王，他不但实现了印度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而且将佛教传向南亚次大陆之外，使其成为人类宗教史上第一种世界性宗教，而阿育王也被佛教塑造成转轮圣王，变成世界佛教徒的信仰对象，并对很多佛教流行地的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该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古代汉传佛教阿育王文献及其相关问题。汉传佛教阿育王文献是在中国保存了一千多年的印度古代史资料，既能与梵文、巴利文、古代印度地方波罗米文、藏文等同一题材的不同文献实现比对，而且能与印度古代遗存至今的遗迹和文物相互呼应，还与中国古代佛教信仰和政教关系发展直接相关，并和中国遗存至今的很多佛教遗迹相互印证。自从阿育王法敕铭文解读成功后，国际学术界对阿育王的研究一直比较兴盛，但作为汉传佛教一个特别类型的阿育王文献却始终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中国学术界对阿育王文献的研究也极为薄弱，“这一现象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李利安教授直言。

据小布了解，该课题运用“文明交往论”研究古代中印之间的文明交往历史、特征及影响，进一步推动“文明交往论”这一思想理论的学术实践和理论发展。同时，本课题也将注重从同一主题在不同文化传统之文献中的不同呈现，分析某种信仰的跨文化理解与传播情况，从文献的跨文化对话这个角度进一步丰富人类文明多向发展与多元互鉴的理论。

蒙古文法律典籍汉译文本的整理与研究

蒙古学曾经是国际性的热门学科，外国很多的汉学家都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法国、德国、瑞典、伊朗、俄罗斯、日本都有很多学者，但这些年国际上研究式微，国内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也是屈指可数，主要有内蒙古大学的那仁朝格图教授、新疆大学的策巴图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的达力扎布教授。很多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纷纷转行，退出了这个研究领域。

据了解，研究这一问题对研究者的知识背景有更高的要求，需要掌握民族学、法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还需要懂得蒙古文、托忒文、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难度大、研究门槛高。往往是懂法律的不了解蒙古史，懂蒙古史的不大熟悉法律，既懂法律又懂蒙古史不能掌握少数民族语言。这造成了目前这一研究领域的“绝学”状态。

杨强教授告诉小布，自2002年攻读博士起他就正式开启了研习蒙古法律史的道路，至今已有18年之久。他说：“围绕着这些法典有很多历史巧合和历史趣事。如《白桦法典》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考古学家在蒙古国偶然发现的，因为这些法典写在桦树皮上而得名。这些法典都是16、17世纪蒙古族和藏族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阿勒坦汗法典》是黄教传播到蒙古部初期制定的，‘达赖喇嘛’这一称号由阿勒坦汗赠予当时的黄教领袖，后来因黄教传播使得蒙藏两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越来越紧密，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卫拉特法典》的原本由蒙古土尔扈特部带到了中亚草原，抄本流传于中亚草原的土尔扈特部中。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的英雄们东归于祖国的怀抱，这些法典的不同版本经过学者的辗转翻译，形成不同的译本，再一次回到祖国的学术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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