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在中国，承继于烽火中西迁入陕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主体，赓续因光绪皇帝《兴学诏》而设的陕西大学堂薪火的西北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鲜见的传奇。有着“西北高校播种机”之誉。1950年代，大国新立，百废待兴。

在一场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的教育会议上，教育部领导这样总结对中国高等教育局面的环视：以西北大学情况为最好，进步为最快，一切生机勃勃，有条有理。教育部发出声音，号召其他学校“向西北大学看齐”。大西北，广袤中华三分，拥壤其一。历史中国的龙兴之地便是秦岭北麓的西北首府——西安。近代中国，西方工业化的潮汐以千钧不挡之势触角东伸。外侮来袭，大厦将倾，亡国亡种的三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中，西北，鼎定国祚的定海神针之效始露锋芒。陕北，高原莽莽，新中国在那里孕育；关中，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遇见涛涛渭水的那一刻，中国的精锐力量找到了扎根之所。日寇的兵锋最终折戟中条，从此，再无西进的可能，陕西冷娃以荡然之浩气再一次为西北赢得荣光。在浩浩汤汤的历史大潮中，大西北最高学府——西北大学在中国人的父亲山秦岭之南麓的汉中及北麓的西安，历时十年，培根铸魂，钻研学术，培养人才，于战火纷飞中度过了她的熔炉时代，为多年以后“西北大学现象”的横空出世埋下伏笔。传奇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生，我们今天的故事，从北京城里的一个清晨讲起······

奔 赴

1937年7月28日，对于在北国嫩江边长大的黑龙江人王耀东而言，这一天距离这位国际冠军37岁生日的到来整好两月。

21岁的时候，他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摘取了篮球赛冠军。“体育报国”成为这位北师大毕业生终此一生的不变选择。从18岁离开东北算起，他在北京的生活已近20年了。20年里，这里的名字在北京与北平之间切换，与之相伴随的是时局不断更迭。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也早已经习而惯之了。

这一天的清晨，王耀东早早地出门，他要去往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在那里，他的学生们正等待着他们的王教练。北平市大中学校田径运动会迫在眉睫，这是悬在教练和学员们心中的倒计时。然而，看着大街上稀少的行人以及他们脸上露出的惊恐之色，王耀东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的预感是准确的，当此一时，守卫北平的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刚刚撤离，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日本部队正在进城的路上。北平，沦陷了。

1937年的春秋，几件事情的发生勾勒着未来中国的希望。在陕北，夏天里的毛泽东刚刚坐在陕北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桌前，开始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环境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位思想的巨人已经在为中国道路的寻找中阔步而前，抵近瓜熟蒂落的前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个一百年来历经苦难的民族在屡次的寻找中正在走向黎明。

在关中，在这八百里秦川的最西端，三月里春光乍好，一个叫宝鸡县的小县城的东门外，一场通车仪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围观。

“铁路是历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工具！”1919年，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韦伯在慕尼黑大学的演讲中发出的声音振聋发聩！

半个世纪前，当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建造的一里长的小铁路出现在盘着鞭子的中国人的眼前的时候，清廷里睿智的目光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革性的工具对于国家与世界的影响力。陇海铁路最早的动议便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朝廷里生出根来，最终，在民族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真正到来前抵达关中平原的最西端。来围观通车仪式的普罗大众不会想到，很快，这里的人口将迎来爆炸式增长，大量的工厂、组织、人员将沿着陇海铁路散布到关中平原的各个站点。陇海铁路进入关中是现代思维的触角第一次整装进入了一个古老文明的核心地带。

“车在下午三点才开。路旁站着许多人，男的，女的，老太婆，小孩，都仰着头呆看着火车从他们身边驶过。还有的从家里飞跑出来，狗跑在前面狂吠着。在他们看来，火车是一个新奇的，古怪的玩艺儿，而不知它将怎样的破坏了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破坏了蕴藏在他们心中的封建势力，同时又将怎样的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这是彼时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题为《旅途中——从西安到北平》的文章中的一段，一个车窗内的视角为我们记录下当时车窗外的世界。这是普通人的一篇普通的旅途日记中的一小段，却为中国历史大潮中留下了一朵宝贵的浪花。与这段日记一起留存下来的还有这一年秋天发出的一则政府令。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三天后，一场欢迎宴在古城西安开席，主持宴会的是陕源西北大学走出的学生，时任陕西省主席的孙蔚如将军。这位从今天西安灞桥豁口村走出的文武全才将在几个月后受命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提兵固守中条山。西凤酒香，一洗风尘，欢迎远道而来的座上宾：西安临大筹委。西安临大的校址于此勘定。平津四校就此踏上征途。陇海铁路成为战时生命线，成为临大入陕的有力支撑。与大多数随主体而来的师生的舟车劳顿不同，王耀东的入陕之旅堪称传奇，几经生死。1937年10月，陷入日寇手中的北平城一片萧瑟，日军严查军人和学生，出城成为凶险难料之事。西安临大成立的消息让王耀东下定决心奔赴西安。夫妻的告别时刻来临了。在好友谢似颜的家里，王耀东与前来悄悄送行的妻子齐志修四目相对，伉俪情深，家国大义，只在泪眼婆娑间，这个东北汉子留下八百元钱，让弱妻幼女静候消息，与好友一起化妆成商人踏上西去之路。

他们在日本兵持棒而立的北平火车站丢了钱包，他们在戒备森严的天津火车站幸得同胞提醒于检查前拿走行李，他们在徐州火车站的站台遭遇机枪扫射。九死一生之后终于在陇海铁路线上，看见了高耸的华山，看见了巍峨的秦岭。关中平原上秋收后播种的一季新麦刚刚破土，绿茵茵的生机蕴藏着希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三年后，几经辗转，一家人终于在陕西聚首。终此一生，未曾离开体育事业的王耀东亦未曾离开西大，八十载执教之旅开辟西大体育教育之沃壤，这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最欣慰的是西大终身教授之荣誉，生命的年轮以107这个同样传奇的数字为一代宗师的谢幕着点睛之笔。

发 轫

1902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无可替代的肇始之年。很多大学校史的追根溯源以此为始。在今天陕西西安北院门莲湖区政府所在地的门口，一块石碑讲述了这里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渊源。1901年1月，庚子国变中避祸西北的清廷从这里向全国发布了“新政上谕”，几个月后，又就新政发布了“兴学诏”，要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紧随銮驾回京的步伐，陕西巡抚允升奏请设立陕西大学堂的奏本就来到了皇帝的书桌上，光绪朱批：“著即督饬，认真办理，务收兴学实效”。由此，陕源西北大学的历史拉开了帷幕。但命运多舛，时局多变，此去三十年，西北最高学府的梦想几起几辍，最终在关中平原上一次世纪性（1929陕西大饥荒）的大饥荒之后，没入历史的尘烟。自下而上，以陕西一己之力兴办西北最高学府的努力终告失败。

契机需要等待，契机往往与危机同行。1937年，当平津四校避乱西北踏足陕西的那一刻，西北高等教育迎来的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发展契机。西北首府西安与上一次充当慈禧“西狩”的避难所不同，这一次，它将成为高等教育的聚宝盆。而这种规划与中国人近代以来的历史观瞻息息相关。“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这是左宗棠经略西北的深谋。

“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这是孙中山在1902年与章太炎清谈时对于国都的远虑。

经略西北，轫必发于西安。1931年，9·18事变在让中国折损东北之后，日寇紧随其后于1932年在更为富庶的上海发动了1·28事变。国民政府进一步认识到西北的重要性，一度迁往洛阳临时办公，并将西安升格为陪都，相继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与“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

1937年3月24日，西京筹备委员会与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召开了西京市区计划第一次会议，城市规划提上议事日程。虽然抗战的全面爆发，日寇兵锋剑指潼关让距其不远的西安，较之于重庆失去了陪都之想，陪都计划于1940年全面终止，但是连蒋介石都不无感慨地承认：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开发一度成为学者关注、报章热议的远瞻。而开发西北，布局高等教育则成为热议的一大共识。以时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奔走努力，他们认为：京津以及沪上，集中了中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应当有迁西北，以振家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曾经有人动议，将北平大学迁往西北，结果很快发现行不通，因为根本迁不动。谁愿意舍弃平津的富庶繁华，而奔赴西北的苍凉凋敝呢。历史总是在危急的关头创造出新的机遇！

卢沟桥的枪声在将民族推向命悬一线的危亡时刻的同时，也为高等教育在西北的铺展打开了崭新的大门。当平津四校沿着现代化的铁路线一路西去的时候，列车上的很多人将注定留在西部，西北最高学府的坊间热望也将在这一次大潮涌动中获得薪火百年的津梁。虽然，为避日寇的轰炸，他们在关中短暂地停留之后以西北联大之名蛰伏秦巴山水继写薪火，但西北教育繁荣的种子业已播下，开枝散叶之势已就。西北首府，他们终将回来。

治校

1939年8月8日，对于“校长专业户”湖南人胡庶华而言，他的又一个任命状连同一所新组建的大学一起，成为他教育生涯中一个崭新的开始。

十年前，在教育界锋芒初露的胡庶华被刚刚接任教育部长的另一位教育大家蒋梦麟慧眼识珠，长校同济大学。三年任期光阴斗转，在同济留下“干得有声有色”的名声之后，舍不下乡梓情深，胡庶华折返三湘，出任尚在起步阶段的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的习惯，在一所大学只做一任，绝不超过三年，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开拓精神在湖南大学同样留下办学的好名声。接续湖南大学投来橄榄枝的是重庆大学，由是，重大步入了发展史上一个特别快的时期。作为教育家，胡庶华提出“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将中国传统教育与学术思想以及优秀的民族文化与西方先进的思想制度和科学技术相融合。留学德国期间，矢志实业救国的胡庶华在冶金工程领域展露才华。旅欧十年，胡庶华辗转多国，归国时37岁的人生中用来学习的时间竟然高达30年之久。在踏足教育之前，“钢铁救国”的使命感让他从上海钢铁厂厂长的角色起步，走上了一条工程师报国的技术精进之路。他先后在上海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烈山煤矿任职，彼时中国军阀混战的现实一次次浇灭着他的实业理想。胡庶华决心投身教育，为国育材。一代教育大家以及冶金学家终于和刚刚组建完成的国立西北大学在汉中城固相逢。但是，岁月并没有给胡庶华一个完美的城固时光。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他一定会慎重考虑他的第四个校长任期。与此前在同济、湖大、重大的顺风顺水形成对比，其在西大的校长之任可谓艰难重重，学校里面各种力量的争斗使得初创的西大学潮不断，维持一个正常的教学殊为不易。淬炼总是在不稳定当中步步向前的，西大呼唤一个能够整合各种力量的均衡之材出掌校印。另一个湖南人的出现，让这种希冀看到了曙光。

赖琏，这位后来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达14年之久的中国人注定将在西大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痕——赖琏治校。城固不仅在赖琏记忆里是“一生最愉快的回忆”，更是在这里，他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人兼任两校校长的传奇。他是西大旗帜复擎之际于乱中趋稳的转折。在长沙长大的福建人赖琏先后两次赴美留学，先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后再康奈尔大学获得工程学硕士。与胡庶华踏足社会的第一课颇为相似，赖琏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汽车城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公司研究汽车制造与工业管理。赖琏具有广泛的学习兴趣和多方面的才干，他甚至一度在加拿大逗留期间于多伦多大学选修了政治经济学。在接到出掌西北大学校长之任的调令前，赖琏已经在西北工学院院长之任上工作四年。他在西工的办学非常成功（详见《西工大传奇》），以至于师生们听到院长即将调离的消息集体阻拦，甚至上书教育部强烈挽留。赖琏第一次陷入了人生的踌躇。

1942年仲夏，在关中平原西端的凤翔东湖，一对夫妇正信步其间。在这座与杭州西湖相并，亦为关中八景之一的盛景前，游览其间的伉俪尽情地感受着苏东坡留给这世界的美。这只是他们遍游关中的开始，此后，华清池，潼关，庙台子等多处名胜都将留下他们的足迹。携妻信步的不是别人，正是赖琏。他在汉中告假，径向关中。他没想到教育部居然同意西工师生的挽留，来了一个一人身兼两校校长的决定。这在做事认真的赖琏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到：我平生反对一个人兼两个事。大学校长是何等重要的职务，一个人全副力量去对付，还不容易做得好。我怎么可以一身兼任两个大学的首长？短短一段文字，一个持身谦逊而有深具才干的教育家轮廓毕现。西大甚至几次派师生代表前往古路坝欢迎赖琏早日掌校。种种因素聚合之下，最终1942年5月5日，一个骑着马的中年人出现在了西北大学的门口。

“走马上任”是赖琏别具一格的登场。他没有选择汽车，也没有选择陕南流行的交通工具滑竿，而是骑了一匹马赴任。这匹马也颇有来历，它是曾经担任陕西督军，此时闲居汉中的刘镇华的马。其在任时，于陕源西大的举办亦是有贡献者，为创办人之一，这一次他用一匹好马襄助赖琏策马扬鞭。送一个能干的校长尽收残局，拨云现日，为西大的腾飞奠一块重要的基石。很快，两场全校师生分别参加的集会成为此后两日西大人最期待的事情，他们的校长要讲话了。这本是极为平常的一件事情，但在过去却鲜能实现。赖琏无惧，走进了挤满学生的大礼堂，信步走上主席台。将近一个小时的讲话，台下鸦雀无声，西大自复办以来第一次如此肃静。

赖琏大胆地批评着学校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坚定地表达着整顿的决心和方针：

树立严格校风，注重人格训练，倡导学术精神，加强读书空气，要使西北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

紧随其后，在茶话会形式召开的教员大会上，赖琏讲：学校单单做到安定还不够，一定要在安定中争取继续不断的进步和发扬。西北大学处于巴山秦岭之间，复为博望侯张骞的故里。此时此地，我们远观周秦汉唐之兴盛，环视大西北区域之雄伟，人人应以恢复旧的光荣，建设新的文化为己任，为最高理想。赖琏干练，没有辜负西大师生的期盼。从大处讲，在解决学校办学经费问题上，赖琏不一般的才干已展露无疑。西大的办学经费因为赖琏的努力来到了相对裕如的时期。从小处讲，教授夫人们的矛盾闹得厉害的，校长赖琏亦会变身居委会大妈出面调解。从关键处讲，赖琏进一步提出提高课程标准，在保证学校教学研究正常运转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办学质量。他倡办《西北学术》，鼓励学术研究。他促成西大和西工联合考察团赴新疆等西北地区的学术考察活动。正是得益于赖琏在重庆的积极争取，黄文弼领衔的新疆历史地理考察团有充足的经费、裕如的时间，得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沿着河西走廊收获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学术成果。

师 者

多年以后，在中国新一轮的学科评估中，于考古学领域，西北大学与北京大学并为全国唯二的A+。在考古学界，今日中国公认的四大巨头有北大考古、社科院考古所、西北大学考古、吉大边疆考古中心，个个都是业界的天花板。

而西大与北大一骑绝尘，并驱胜出，穿越历史的尘埃，一束光投向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黄文弼。

1893年，黄文弼出生在湖北汉川，21年后，他在北京大学哲学门修完最后一门课，由此，四十年的学术生涯迈开了坚实的步子，而其中涉及大西北的考察历程38300公里。他是西北大学考古学和北京大学考古学这两个中国最早的考古专业创办的奠基人。在黄文弼的身上有很多第一人的称谓：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中国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第一人。

他的“三记两集”首创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部考古报告。三记为《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两集为《高昌陶集》《高昌博集》。他提出“三重证据法”，创建解释考古学，在方法上于考古拓出新途。作为西北大学教授名人谱中的朴素一员，他不仅是建功大漠，开创西北考古与历史研究崭新局面的拓荒者，更是西北大学考古学、边政学、历史学的重要奠基者。西北大学之所以在多年以后在多个学科于中国学术中绽放熠熠光彩，甚至为世界知名大学名录以中国西北大学所收录，彰显学术研究的中国气象，乃是其青铜时代历史大潮之下造就的根基。西北大学承袭西北联大，以北平大学为主体，师资兼纳北师大之一部。名师荟萃，星光闪耀：中国地理“三杰”之一、地学泰斗黄国璋国学大师黎锦熙国民经济学领域研究的佼佼者罗章龙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杨钟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沈志远日本研究专才许兴凯中国艺术考古的首创者王子云南海划界的实践者傅角今及郑约资······

不仅质量，其教授数量亦在当时中国大学中占有可观分量。这些于京津繁华之地执鞭而教的一代学人，其履历或有海外复负笈之旅，或有国内一流学府的深造之迹，中华文化的底蕴与现代眼光的卓识交相辉映。战火频仍，陕西的秦巴山水以及关中的一原叠翠于时艰中造得一方学术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的“诺亚方舟”。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潮汐而来，却长久甚至永久驻留秦地，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西安高等教育与京城与沪上鼎足而三的战略支撑中的重要基石。20世纪上半叶，军阀忙于混战，西方探险家的触角却已悄悄地伸到西北，吸引他们的是文明的遗迹以及广袤国土下掩埋的文物宝藏。斯坦因、伯希、斯文·赫定的足迹出现在了中国国土。1930年深秋，黄文弼的第一次西北考察开始了，这也是斯文·赫定的第四次中亚探险。行至楼兰遗迹，赫定将瑞典国旗插在了土丘之上。“这是中国国土，不许插上外国的国旗！”黄文弼一边厉喝，一边拔掉瑞典国旗，插上中国国旗。中国不亡，中华不灭，在此虎目雄视的一瞬似见端倪。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乃为我民族的津梁，一可生二，而可生三，三生千千万。如此民族与文化，薪火不辍，如何可灭。即便日寇强弩扣门，以我国幅员近千万平方公里之辽阔，国民数以亿计之众多，撮尔小国，何以张狂。黄文弼无论在学识还是修养都堪为西北大学教授群体中的一个侧影，但绝不是孤例，学科亦不是孤例。《西北大学章程》确立西北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人才培养宗旨。诚如西大的领导者所言：世界上有地位的大学，都是因为能在学术上有特殊的贡献。一个学校能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并不是偶然的，必须由教授领导，经年累月，埋头研究，然后方能有所成就。当黄文弼在西北大漠进行深入考察的时候，地质学系的重要创办者张伯声刚刚踏上去往海外的邮轮。

1926年，正当中国南北各方势力为了争取国家最高领导权准备展开一场史称“北伐战争”的历史大博弈的时候，一个23岁的青年踏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等待他的将是持续数月的海洋上的大漂流。九年前，北京清华留美预科学校的老师在开封发现了这个天资聪颖的14岁少年。好剑需磨，这个经过九年准备的少年，将成为庚子赔款资助下的千余名留学生之一，先后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进行锻造。此时，他每一天的生活就是来到邮轮的甲板上看大海。久而久之，他发现大海里的波浪在涌动时不是直上直下的，根据他所掌握的力学知识，他敏锐地感觉到大海的波浪在以最省力的方式运动着。带着这样的思考，这个叫做张伯声的青年人踏上了大洋彼岸的土地。

这个著名的“邮轮之思”后来成为我国五大地质构造学说之一的“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的源头。这次坐船经历带来的启发与灵感，让这个青年推断出“大自然地壳的构造，一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运动”，“地壳波浪镶嵌学说”从一个灵感起步，最终为国际所承认。这个青年在1939年成为西北大学地质学系重要的开创者。多年以后，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将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大放异彩，全国14个油田中有13个油田的局长、总地质师均是西大毕业。“中国石油航母”之名不胫而走。西大地质系与北大地质系是仅有的两个在1952年院系大调整中保留在综合大学中的地质学系。而张伯声在1956年新中国首次教授评聘中，在一级教授的名单里，他是西北地区硕果仅三的骏马之一。他的这一学说亦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黄汲清的“多旋回构造”、陈国达的“地洼说”和张文佑的“断块构造说”构成了“中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在多年以后，已经是西大副校长的张伯声迎来了一群历史系慕名而来的年轻学生的拜访，其中一个青年开门见山地：“张校长，您怎么就研究出来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科研成果啊？在全球都能够站住脚，有地位。”这个青年叫做王岐山。后来他把这个理论带到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闭幕晚宴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对于物质是怎么运动的。哲学家苦苦寻觅的问题答案，地质学家张伯声给出了回答。张伯声的波浪式镶嵌学说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地质学范畴，在包括哲学、历史学、地震学在内的多个领域产生影响。

1945年初秋，对于英国人李约瑟而言，这一年的九月将有四天的美好记忆留在陕西汉中。倾注其毕生心血所完成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对于东方理解。这位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由此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名姓，与之相伴随的是其先后逾十次，行程逾215万km的问足中华，在其所访问的近300所教育和研究机构中，西北大学之行给这个来自西方的学者留下重要的印象。因为此后，在1972年，1984年，他还将二访、三访。能够让李博士不远万里三访其址的学府，数量不多，西北大学堪为其一。9月18日傍晚，西北大学礼堂，一场报告举行在即。西大教授、心理学家高文源（留美）站在了翻译席，台下陪同的分别有西大教务长物理学家、教育家岳劼恒（留法），理学院院长中国著名数学家、天体力学家、教育家赵进义（留法），化学系主任、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拉姆塞的高徒、化学家张贻侗（留英），面对西大师生，远道而来的李约瑟博士拿出了他的演讲稿《科学与民主主义》。城固虽小，但就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而言，万里亦可在弹指间。环境虽苦，但就人生成长与事业精进而言，分秒必争在一念间。艰难困苦玉汝已成，与民族抗战胜利同喜悦，很快，西北大学将返回她的应许之地。西安城雄伟的明城墙下，西大的永久校址正待薪火回还。李约瑟的演讲将是他们在城固岁月中最后一场重量级的演讲。这种影响力与其说在于学术内容，不若说在于学术思想。大学之谓者，大师之谓也；大师之谓者，方法之谓也。学术登攀，如果在方法上是一个矮子，是做不了大事业的。李约瑟注重综合归纳的治学方法在世界上颇具影响力，不仅西大的教授们多有启发。二十年后，一个叫黄仁宇的中国人被其吸引，蛰居剑桥三载，襄助李约瑟完成《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宏伟计划，后来，黄仁宇写出了《万历十五年》。而此刻，这个刚刚从战场上下来军阶不高年近三十的军人正准备收拾行囊前往密歇根大学从零开始攻读历史，半路出家，历史这本经应该怎么念，尚未有谱。不得不说，国学大师黎锦熙教授在解释校训的时候，慧眼高瞻，深具远谋。

“公诚勤朴”四个字字字珠玑。“公”以去“私”，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做人做事做学问须先有一颗爱国心，黄文弼楼兰插旗一怒即为此。“诚”慕“实”，去“弱”去“虚”，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勤”以开源，“朴”以节流，“勤”则不“匮”，“朴”则达“真”。“物”不役“我”，方有初心之守，渐入人生盛境。对于校训最好的注解是西大学人在历史长空中，在多个学科做出了国内领先甚至世界前沿的学术成就。如果说学术是一场战斗，那么他们善于使用有限的资金和条件，善于选择阵地，善于独辟蹊径，然后拿出惊人的成果，占领学术的前沿，将“公诚勤朴”四个字真正高扬。轮成双，翼有二，与学术成就并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者是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开拓精神的杰出人才散布中华及海外，一座学府的荣光，不仅仅在于藏书楼里所增的卷籍，更在于从这里所走出的一个个波澜壮阔的人生。

写在后面

1948年10月8日，对于陕西人华县人杨钟健而言，将是一个艰难的开始。这位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要暂时离开他的研究领域，从南京地质调查所回到故乡陕西，出掌西北大学校印。

1948年11月3日，对于山西人平遥人侯外庐而言，将是一个愉快的远行。这位新中国史学界的一代宗师刚刚在香港与翦伯赞话别，当他登上“华中”号邮轮由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的时候，在船上遇到了同船而行的郭沫若，两位大家在船头照了张相，留下了历史一瞬。

对于杨钟健，大厦将倾的国民党看中的是其无党派的背景。一代大家马师儒之所以被迫卸任西大校长即是因为其进步的立场。但抗战胜利后从海外访问讲学归来的杨钟健深具爱国心。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及腐朽统治的杨钟健在日记写到：抗战胜利后的最初几年，为我的生活最感到烦闷的时期。当胡宗南突然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责令西大迁往成都的时候，杨钟健打起了太极，一边答应胡的要求，一边提出颇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弄得胡宗南皱眉而去。杨钟健与进步教授一起握好校政，静待解放时刻的到来。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引其赴台，杨钟健断然相拒。国民党输掉的不止战争，更在民心。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英舰“紫石英号”横于长江江面，寻衅挑事。毛主席闻讯回电：“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解放军炮击之下，千疮百孔的英舰挂出了白旗。、

从1840年英舰来侮，到1949年英舰落荒，109个冬天过去，1950年，一个崭新的春天到来了。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从陕北来的接管干部，后来调任陕师大校长的心理学家刘泽如出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西北大学在杨钟健坚守之下平稳地回到了人们的手里。很快，新任校长候外庐的任命状将从北京政务院签发，西大历史上蔚为可观的“候外庐八年治校”将随着1950年的新年一起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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