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涵括的“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生命体”等新概念、新范畴，实现了文化论域的“术语革命”。对于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推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引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涵括的新概念、新范畴既不是理论预设或逻辑演绎的产物，也不是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而是着眼回答人类文明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必将在引领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与此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的“术语革命”不仅彰显了理论创新突破的内涵和要旨，还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标识。具体而言，“文化主体性”范畴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加快了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建设进程，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创新的文化根基。“新的文化使命”范畴的提出，从社会整体性视域确证文化发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批驳“文明优越论”“文明中心论”等偏颇论断，建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擘画世界现代化的未来文化景观，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经由“结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范畴，打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脉络，描绘了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形塑路径，为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和动力。

推动构建文化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无数仁人志士在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探索中曾将目光投向西方，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书籍译介至我国，由此便出现了以西方方法论阐释中国问题的现象。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文化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与提炼，形成一系列新的文化范畴与理论体系，推动了我国文化话语体系构建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生命体”等新概念，是用中国理论阐释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产物。同时，这些概念不是中国共产党人闭门造车或者坐而论道的产物，其源泉和动力来自人民群众的物质与精神生产实践活动。

中华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文明，解析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不能套用西方文明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我们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推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和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上的先发优势，在世界文化生态中占据霸权地位，意图以“普世价值”“文明优劣”等文化逻辑规定世界文化的发展动向，渗透西方价值理念，消解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在解读中国文化建设实践、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理论方面，中国是最有发言权的，中国共产党是最具有领导力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的“术语革命”，对于抵制文化霸权话语体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具有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前进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涵括的新概念、新范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苏联提出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化举措，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

在世界文化交流、交融的背景下，我们要正确处理文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一元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话语体系，融通中外，提升国际话语权，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样态及其背后的思想伟力。要坚决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廓清困扰和束缚文化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有效抵制西方文化话语体系、价值体系对我国的渗透，以理论创新凝聚社会共识、团结社会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镜鉴与现实选择。

（作者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北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原文链接：https://epaper.csstoday.net/epaper/read.do?m=i&iid=6860&eid=49250&sid=228047&idate=12_2024-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