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权伟 
 两鬓斑白、思路清晰、谦和有礼……这是采访过程中所有院士给记者留下的共同印象。只有真正接触了他们，你才会发现，科学家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奋战的疆场，距离我们很近；他们的研究成果，惠及着我们每一个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陕西科技资源优势明显。迈向新时代，奋力追赶超越，推动我省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紧密对接，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作为科研人员中的代表性人物，院士们的工作现状和科研成果，最能反映我省当下及未来科研水平的综合实力，也最能体现科学技术对于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舒德干：基础学科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出于天生的好奇，许多人都会这样自问。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已迈入古稀之年的舒德干也在用一生的时间探索这样的终极问题。只不过，他追寻的时间跨度是5亿多年以前。
“人类由古猿进化而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古猿又来自哪里呢？如果我们将人类寻祖的故事继续拉长，追溯到3.5亿年前，祖先们先经历了原始哺乳类，接着抵达爬行类阶段，最终抵达了那些刚刚学会爬行于陆地的鱼类时期。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尾，人类的起源还可追溯到大约5.2亿年前宏伟的寒武纪动物门类大爆发时期。此时昆明鱼目（学界称之为‘天下第一鱼’）横空出世，脊椎动物大家庭由此诞生。”提起自己的研究领域，舒德干娓娓道来。

舒德干是湖南人，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业。入校不久，学校设置的“达尔文主义”课程便深深地吸引了他。1978年，他进入西北大学攻读研究生。在此后近40年的岁月里，他一直从事寒武纪时代的进化古生物学研究工作。“我这一生都在学习和践行达尔文理论，求解我们从哪里来的答案！”舒德干说。

在探寻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寒武纪大爆发”被称为进化生物学的一大悬案：为什么大约5.2亿年以前，在不到地球演化史1%的时间里，迅速产生了90%以上的动物门类？至今，这一问题仍被视为“当代自然科学十大难题之一”。
1991年以来，在舒德干院士的带领下，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集中力量，围绕这一世界科学前沿开展了持续研究，先后在云南澄江生物群、陕南宽川铺生物群找到了一系列真实可靠的世界级化石珍品。通过基础动物亚界春光虫，原口动物亚界仙人掌滇虫，后口动物亚界云南虫、昆明鱼、冠状皱囊虫等重要科学发现，团队揭示了动物三大亚界关键门类的起源和演化关系，实证了前寒武纪与寒武纪动物演化的连续性，进而首次构建了完整的早期动物树框架图。这是在达尔文提出地球生命呈“树形演化”猜想后，首次有学者勾勒出生命大爆发时基础动物、原口动物、后口动物三大枝系“演化大树”的基本轮廓。2011年，因为在早期生命研究等领域的突出贡献，舒德干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舒德干率领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在古生物学研究领域，跨入全球第一梯队。近20年来，他们不仅先后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自然》《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13篇研究论文，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地方高校不仅能做好基础学科研究，还能做出国际一流的成果。

一系列国际、国内高级奖项的获得让舒德干名声大振，不少国内高校都希望能够高薪聘请到他，但他依然选择留在陕西。舒德干说：“我舍不得陕西还有西北大学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能心无旁骛地搞研究。”
作为一名基础学科的研究者，舒德干认为，他和团队所从事的工作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19世纪达尔文创建了科学进化论，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自然观和世界观。现在，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主要困惑“寒武纪大爆发”谜题已经被他们团队的“三幕式爆发”新理论所破解。这样的研究成果应该被有机集成，转化成优秀思想文化作品，比如说建成高水平科学文化博物馆，进一步引领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真正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实现高层次的文化自信。

 　 李佩成：为解决各种水环境问题奔波忙碌
　　“莫城风紧又飞雪，已稀游人愁更多。唯闻一出笑声起，天寒地冻奈我何。”1964年元旦刚过，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写下了这样的诗篇，以此表达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自己报效祖国、努力学习的坚定信念。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位留学生的赤子之心。学成归国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陕西，用一生来践行自己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使命：
1978年，他发明了适用于黄土渗流机理的黄土辐射井，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此后，该井型推广到十多个省区，打破了“黄土不能成为含水层”的传统认识。
1986年，他发明了排灌两用轻型井，获国家发明奖。
1993年，由他主持的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定位试验—枣子沟试验区建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9年，他主持完成了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子课题《西安市供水水资源系统优化调配研究》，被鉴定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02年，由他主持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山川秀美科技行动计划》前期研究通过国家科技部验收。
……
如今，当年的俊朗青年已变成两鬓斑白的老人；当年干旱少水的三秦大地也处处焕发着生机。但他对这片土地的厚爱，依然没有改变。年逾八旬的他经常会行走于陕西的江河湖畔，为解决各种水环境问题奔波忙碌。
他就是来自陕西乾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佩成。他的家乡地处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地带，是一个世代缺水的地方。“有人把乾县读作‘干县’，就因为缺水呀。”李佩成说。儿时的他对干旱体会深刻，早上一盆水要被很多人同时用来洗脸，然后还不能直接倒掉，得留着用于其他用途。1952年高中毕业后，他毅然决定报考西北农学院水利系，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李佩成说：“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找到了一生的归宿，那就是可以惠及万民的水利事业。”

1956年，李佩成以全优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63年，历经曲折，他和13位同学一起前往苏联留学。1966年，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获得副博士学位后，李佩成回到祖国，一头扎进了关中平原和渭北旱塬的农村井场、水库和农田基建工地，帮助乡亲们找水、打井和修建地下水库。家乡乾县经常干旱，严重影响粮食产量，李佩成心急如焚，随即与合作者一起研发出了黄土辐射井。

在不断深入基层找水、打井的实践探索中，李佩成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水理论——“三水统观统管”理论。他说：“自然界的水根据其存在空间的不同，可分为天上水（大气水）、地面水（江河湖海）和地下水（包括土壤水）。治水不能只看一个水，这三个水是自然循环的，只盯住一个水就把它治坏了。所以要统观统管，统一看待统一管理统一开发。”

1993年西安发生水荒。经过研究，当时的西安市委、市政府决定采纳李佩成“群峪协井、两水并用”的思路，将来自秦岭北坡的峪（河）水与地下水协同调用，成功地解决了城市用水困难。后来，李佩成再接再厉，在“引汉济渭”项目上建言献策，开创第一例交通与水利结合的引水项目；率先提出“重现八水绕长安盛景工程研究”，形成对西安水资源合理利用和美化西安生态环境的长远谋划。

“科学技术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国家和百姓面临的问题。作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必须要深入现场、深入实际、深入祖国大地，为人民服务。陕西是真正的天府之国，关中、陕南和陕北在地形地貌、水环境方面都很有代表性，为我一生提供了研究和实践自己科研成果的天地。未来几年，我希望能够再为陕西人民的水利事业做几件有益的事。”李佩成说。

 　 徐德民：内陆科学家的大海情结
　　提起大海，很多人觉得跟陕西没有多大关系，毕竟我们处在内陆腹地，距离最近的海岸线也有数百公里。但在我国的“蓝色国土”上，有一位80岁的陕西科学家用尽一生心血、为国争光。他就是来自西北工业大学的徐德民院士。
1937年11月7日，徐德民出生在陕西三原县。尽管成长于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童年时期的他还是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科技落后、国力不强，就要被别的国家欺负。
立志报国的徐德民发奋读书。195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北工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前身之一）航海专业。4年后，他作为预备教师留校工作。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契机，徐德民和水下自主航行器结了缘。那时候，我国急需自主研发一种水下航行器，而此前，我国完全没有研发、生产这一产品的先例。作为青年教师的徐德民被指定为这项任务的负责人。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无数次的反复试验，团队终于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成功实现了预期目标，完成了规定任务。

上世纪70年代初，当看到水下航行器在国家未来海洋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徐德民首先提出要研制一种新型水下自主航行器，并主动承担起总体方案论证和原理样机设计等重要技术工作。经过不懈努力，他成功突破关键技术，使航行器的速度等主要性能显著提高。同时，徐德民还开创了我国水下自主航行器控制系统采用电子技术的新局面，这项成果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具有独创性，是我国在水下自主航行器控制技术方面的重要突破，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本世纪以来，海洋权益、海洋开发和海洋环境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对于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走向深海大洋，意义重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主研发水下航行器关键技术和装备，形成海洋作业能力，将极大地提高我国参与国际海洋竞争的实力。”长年从事航海工程教学科研工作，徐德民对这一点感受深切。
1998年，从西北工业大学的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年过六旬的徐德民没有选择“享清福”，而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虽然经历科研经费不足要自己贷款、实验现场排险危及生命等多种艰难险阻，但徐德民和他的团队始终把“为国家海防事业坚守一线”作为奋斗目标，从未懈怠。
2005年，因其在水下航行器领域的研究成果，徐德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今，80岁高龄的他仍然投身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带领着西北工业大学水下航行器创新研究团队继续破浪前行。
徐德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做科研一定要做别人没做过或别人做不到的东西。要勇于创新、不断挑战，敢于担责任。”接下来的几年，徐德民希望为年轻人的发展铺好道路、搭好阶梯，为他们攀登高峰创造更好的研究平台，从而为祖国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发展继续作贡献。

舒德干 本报记者 张权伟摄

李佩成 本报记者 张权伟摄

徐德民 西北工业大学供图

  原文链接：http://esb.sxdaily.com.cn/sxrb/20171025/html/page_09_content_000.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017年10月25日 第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