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宋代经济文教及科技的发展达到空前昌盛的局面，这是海内外学界所公认的。但宋朝在边防上却长期被动挨打，先后两次亡于边患，终以“积弱”著称于史。在宋史研究学者、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峰教授看来，这种“文盛武衰”的时代特征及其引发的悖论，无疑是史学研究者需要解释的重大的问题。澎湃新闻实习生张弛、王旭，就宋代军政特点、治国思路等问题专访了陈峰教授，以下为访谈实录。

陈峰教授

澎湃新闻：您是怎样走上宋代军政史研究道路的？对于您来说，和两宋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这一领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

陈峰：1984年，我师从史学家漆侠先生学习宋史，最初以宋代漕运为研究对象。毕业到西北大学工作后，有十多年时间仍重点探究漕运专题，并由宋代延伸到前后时期，发表过一些论著。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开始从经济史转向军政史领域，这还是源于自己的兴趣。

我想，大概所有男人自小都有喜枪弄棒的爱好，对军旅一类的事情充满好奇心。记得在“文革”后期，正上中学的我读到古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以及现代学者林汉达先生写的《春秋故事》等书，很为历史上英雄豪杰的事迹着迷，也想了解更多的战争内容。所以，当我大致忙完了手头的漕运问题后，便自然有圆少年时代之梦的冲动。最近，我在读老友李伯重长兄馈赠的《火枪与账簿——早起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在序言中发现这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也有类似的心迹表露。

当然，在教学与学术交流中，有一个悖论常常困扰着我，就是海内外学界公认的，宋代经济文教及科技的发展达到空前昌盛的局面，如前辈史学家陈寅恪所评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宋朝在边防上却长期被动挨打，先后两次亡于边患，终以“积弱”著称于史。这种“文盛武衰”的时代特征及其引发的悖论，无疑是史学研究者需要解释的重大的问题。其实，这正是宋代军政史领域具有的独特魅力。应当说，我转向这方面研究也有试图寻找答案的动机。

宋代军政史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既包括当时军事范畴内的各种问题，也包含军事与政治及社会的互动关系方面。我认为该领域研究主要有三项意义：其一，尽可能厘清宋代军事力量的状况、效能及其弊端，包括军事战略思想、决策指挥体系、军队结构、作战方式乃至于军礼等演变，从而为加深认识宋朝边防失利的根源提供依据；其二，相较于对宋朝文臣士大夫的关注，武将及其相关问题则显得要寂寞许多，对两宋的武将群体进行系统考察，可以比较他们在中国历史上角色、地位及作用的变化轨迹，并透视由此带来的影响；其三，在进而探究宋代军事与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可以透析“崇文抑武”方略导向与社会风尚背后的复杂动因，从而进一步揭示宋朝时代特征形成的根源。

以往学界对宋代军政问题已有许多的研究，或专门的论著，或其他著述所涉及，如张荫麟、邓广铭、聂崇岐、漆侠、王曾瑜和海外前辈学者的论述，还有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论著。但全面与多角度的论述似乎还不够，故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宋代军政史很有必要。

澎湃新闻：在您的论著中多次提到，宋代的治国思路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的。那么，您认为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有哪些？

陈峰：与以往的秦汉隋唐等王朝相比，宋朝的治国思路的确有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的特点。我个人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四方面，并且是逐渐递进交织而形成的。首先，根源可以追溯到宋朝开国初期。用清初思想家王船山的话说：赵匡胤既非贵族世家出身，也不是胆魄超群的乱世奸雄，登基前无赫赫之功，所以不仅无法与汉唐开国帝王相比，也不能与曹操、刘裕之流比拟。因此，宋太祖建国后便满怀畏惧之心。（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也就是说，宋太祖缺乏宏大的气魄，凡事都谨慎行事，求稳惧乱，通常立足现实考虑问题，他的宰辅大臣在施政上也自然与之适应。最典型的例证如：当年收兵权就是通过委婉赎买的方式完成，而不像以往朝代那些帝王通常采取杀戮的手段直接剥夺。对统一各地的部署，也是采取稳妥的先易后难的“先南后北”战略，甚至对辽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地区，也曾优先考虑过经济赎买的方式。宋太祖的实用主义治国思路，开创了宋朝治国的重要特点与倾向。

其次，随着宋太祖朝收兵权与抑制武将集团方针的推进，特别是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后重心转向内部，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于是统治集团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即军功集团迅速在政治上消解，科举出身官僚日渐成为政坛的主体力量，而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当政者的施政思维与方式。也就是说，伴随军事贵族的消亡，通过军功上升的通道受阻，社会精英遂集中到读书科考之路，相较于以往秦汉、隋唐军功贵族对大一统帝国的追求，宋朝科举文臣设定的目标更为实际，也更加理性，通常抵触过于冒险的举动，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实用主义的盛行。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宋代的英雄主义意识逐渐淡化，而现实主义观念显著增强。

再次，宋代又是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的时代，在国家财政收入中，货币的比重日益加大，其中商税和专卖的收入逐渐超过农业收入。这种变化对宋朝统治者的决策思维，无形中产生了影响，即计算成本的意识增强，迫使他们更为关注现实利益，从而助长了实用主义政治的流行。如：宋太祖朝就解除了开封城的宵禁管制制度，加上坊市限制的瓦解，城市经济生活的能量得以巨大释放，官方则无疑从中获利匪浅。另外，宋朝对民众人身的直接控制逐渐放松，也就是通过税收的手段来取代。再如：宋朝惯用议和方式化解边防危机，便与市场交易意识的渗透存在关联。像北宋中叶名臣富弼指出：“澶渊之盟”不算失策，因为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比之交战的军费开支，不及百分之一二。甚至于应付下层造反时，宋廷也考虑招安，同样具有降低成本的用意。

最后，一方面随着宋朝政治呈现宽松的氛围，另一方面随着教育与知识水平的显著提高，都使宋代社会意识更为开放，以至于长期遭受抑制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释放。遥想当年，两宋城镇中贴近百姓生活的市民文化流行，传统的士大夫不仅出入佛、道，也不同程度受到市井气息的熏染，甚至宋朝的很多皇帝亦不能免俗。这种前所未有的浓郁的世俗化、商业化氛围，对神圣而僵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及腐蚀，当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统治集团，为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治国思路的出台，提供了观念意识上的动因。

澎湃新闻：宋代长期存在着“以文驭武”、文臣统兵的现象。文臣主兵是否能给文臣带来在疆场上历练的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武殊途的弊病呢？

陈峰：在宋朝“以文驭武”规则下，文臣通过统兵和指挥作战，的确有在疆场上历练的机会，宋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几位颇有贡献的儒将，如北宋的张亢、王韶，南宋的辛弃疾、余玠等人即是如此。若要说因此可一定程度上弥补文武殊途弊病的话，只能算勉强有之。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以前官员在职责上有文武分工，但在身份上却并无明显隔阂，也谈不上彼此的绝对尊卑，如“出将入相”的现象在秦汉至隋唐时期相当普遍。而在“崇文抑武”治国理念导向下，宋朝的制度设计则终止了以往的传统，使文臣与武将在身份上产生巨大的鸿沟，彰显出的标识是文尊武卑，文官自然不愿踏入行伍之列，武臣更难以转为文官，“出将入相”当然不再重现，从而严重削弱了武将的地位与吸引力。

在宋代很长时期里，文臣只要资历够了，即使完全懵懂军旅，仅善于纸上谈兵，也可主管军事，上可以出任军事决策的枢密院首脑，下可以就任战区的统兵指挥官，武将则只能成为副手或部属。同时，文臣出任将帅后，通常不放弃文官的身份，像范仲淹在主持鄜延路御夏战争期间，便与另外几位同样背景的将帅坚决抵制了改换武官的诏命。于是，宋朝大多数文臣纵然投身军旅，其实并未置身沙场交战之中，既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名将，事实上也不愿成为将军。因而，宋朝文臣主兵，更多暴露出的是短板，这就很难弥补文武殊途的弊端。两宋边防长期限于困境，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澎湃新闻：宋代的治国理念有哪些成功之处值得我们今天效法，哪些失败的地方必须引以为戒？

陈峰：从后世批判总结的角度来看，宋朝治国理念中正反两方面的内容都值得关注，其中可为今天借鉴的正面内容主要有三点：其一，在施政中重视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减少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干扰，这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二，倡导开明宽松的朝政环境，避免了偏激暴政的结果，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冲突，也使两宋统治维持三百多年；其三，始终高度重视文教建设，为此持续投入和弘扬，使得宋代文教科技取得非凡业绩，世人所熟悉的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即在宋代，此非偶然。

宋代治国引以为戒的反面内容也主要有三点：其一，过于“崇文抑武”与重内轻外，因此为了追求内部稳定及文治成就，过度抑制武力因素的作用，由此导致边防长期被动失利；其二，在统治中过于重视调和矛盾，倚重怀柔手段，既不利于军事建设，同样导致官场积弊丛生，当政集团的进取改革精神相对淡漠；其三，各种制度、规矩设置过滥，繁文缛节盛行，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积弊。总之，凡事需要把握尺度，不可过犹不及。宋朝留给后世的最大的教训，就是要保持文治与武功之间的平衡，所谓“忘战必危”；但也不可片面汲取这一教训而走向反面，因为有对应的教训是“好战必亡”。

陈峰等著《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

澎湃新闻：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主持编写的《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这本书是在您的主持下，由几位老师共同编写的，属于集体创作。您认为和个人论著相比，这种集体创作有什么不同？作为主编，您是如何统筹全局，保持全书整体观点、思路顺畅一致的？

陈峰：这本书是我主持的一个教育部项目的产物，课题组成员包括校内外四位教师，主要从事宋史及隋唐史研究，其中两位是我以前的学生。正如你所说，集体创作与个人写作明显不同，因为多位作者各有特点，除了论证方式、行文风格上的差异外，更重要的是对主题的理解不尽相同，这就不免产生各自内容衔接不畅的问题。好在这本书前后延宕了五年多，使我们有较充足的时间思考。我多次召集大家讨论，各人不仅要谈自己承担内容的情况，还要围绕主题、线索、关节与别人的部分发表见解，我则一面集中大家的思路，一面汲取有益的见识，还要时常督促进展。在各自交出初稿后，我先后逐字逐句审阅了三遍，分别提出修改的具体意见，个别的部分又不止于此，最终大致保持了整体观点与思路的统一。老实说，集体合作写书是件很麻烦的事，要想做到全书完全一致是不容易的，只要各自章节大体能保持一致即可，关键是思想见解不能与主题冲突或背离。

陈峰著《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澎湃新闻：除了学术著作之外，您还创作了如《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这样的通俗读物，既具备可读性，同时又深具学术水准。不知您如何看待历史普及读物的创作？怎样处理学术研究与通俗读物之间的关系？

陈峰：《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是我应邀在《美文》发表的系列历史散文的结集，外加未发表的两篇。最初，完全是出于兴趣一气呵成几篇，后来就感到有了压力，因为每月都要交稿，常常在几乎最后关头才能完稿，以至于竟将许多重要的事情推迟。令我欣慰的是，这本小书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三联书店已在2016年再版发行，香港中和出版公司又在海外发行繁体字版。我在本书初版后记中提到，现在的许多研究著作刻板生硬，日渐远离社会大众，几乎成为“象牙宝塔”中的僵硬标本，而各阶层对历史读物的需求却与日俱增。但遗憾的是，专业学者因为各种原因很少主动从事这方面的写作，倒是许多缺乏历史专业素养的写手推出大量作品，甚至随意点评“历史是什么玩意儿”？当历史被戏说之后，不仅造成大量的史实错讹，还产生了不少的错误史观。这种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的存在，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拷问。

多年来，我在研究之余，一直抱有写作散文的爱好，颇想继承我国古已有之的历史叙述传统，写作可读性强的历史读物，以满足大众的需要。其实，我也从中获得了乐趣，因为可以挖掘一般论文著作不能表达的内容，甚或揣摩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细节。不过，既然是专业出身，就要严格遵循史实源于史料的原则，所有涉及的人与事都取材于文献记载，可以说正史、野史、典志、文集以及笔记小说都用到了。同时，要充分汲取已有的研究成果，以确保写作的高水准，避免落入俗套。如其中所写的郭进、张亢及吕夷简等几位人物，就直接依托了我以前写过的研究论文，所以能更为深刻地诠释其人其事。另外，需要突破僵化的“学术”格式套路，应特别注意趣味性、可读性，借助灵动的文笔，将宏大的叙事与细微的活动融为一体，而又引人入胜，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

我以为学术研究与普及读物之间应保持紧密的关系，高深的研究成果应该转化为大众接受的普及知识，普及读物则能引导更多人对学术研究产生兴趣。在现今学界中，重研究论著、轻普及读物的见识仍根深蒂固。但根据我的经验，写作好的普及读物，所耗费的精力要高于常规的学术论著，因为在篇章构思、语言文笔以及趣味性上都有很高的要求。或许，这也是很多学者不愿投笔的原因。以后，我还会在历史散文随笔上着力，希望能继续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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