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寻找新的科研生长点

彭树智高中阶段国文学得好，报考西北大学时，第一志愿是中文系。但由于历史成绩非常优秀，考了100分，被西北大学历史系优先录取。

谈到这个选择，彭老说：“我青少年时代，中华大地内忧外患不断。我不止一次地问老师：‘为什么有着那么悠久文明的中国，到今天却一直打败仗、受人欺侮？’老师的回答并不能消除我心中的困惑。这个问题促使我不断思考，这就是我以后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深层动因。作为石匠的祖父从河南淅川逃荒于陕西，由商县流转到咸阳，最后定居在泾阳。这种地域环境和移民传统养成了我平实谦和的性格和勤奋努力的气质，促使我有恒心与毅力进行历史研究。”

“人生乐， 最乐是大学 ；人文殿堂养人格， 科学宫觅生长点，金色年华火红歌， 岁月莫蹉跎！”20世纪50年代初的西北大学，是与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齐名的教育部直属全国十大综合院校之一，名师云集，由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担任校长。彭老写过《大学乐》与《大学忆》，追忆大学时的乐趣。

1957年，彭树智研究生毕业，回到西大任教，开始了五十多年的执教生涯。特殊年代里，彭老这样考虑：业务虽然不能研究，但马列原著还是被鼓励学习的，何不从这些智慧之书中寻找一个新的科研生长点呢？在阵阵打倒声中，彭老也不忘在怀里揣上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列宁全集》。在“文革”中，他就连续出版了《叛徒考茨基》（1978）、《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1982）和《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1985）3本专著，共计100余万字。虽然繁忙的政治运动、教学任务和家庭负担给他带来了重重困难，但他并没有放弃科学研究，而是把教学同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中寻找结合点。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和理论表现，要深入下去，必须从民族觉醒追溯到民族自觉思想。这样，彭老形成了又一个学术研究生长点——民族解放运动史。

怀疑精神是科学研究的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老在继续研究印度史的同时，又开拓了民族主义运动思潮及中东史等新领域，科研进入创造和收获的高峰期。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世界整体化过程的加强和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彭老开始综合古代世界文明的发展来思考和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交往”问题。1994年，他先后发表了三篇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古代塞人在中亚和南亚的历史交往》、《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和《伊朗和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西传》。

彭老的学路人生，始终处于理论与学术的思考中，他的“学术生长点”处于不断的扩大与延伸中。他说：“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和文明自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宽广的研究空间，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科学不是宗教信仰，它不但允许怀疑、允许质疑，而且认为以求真科学精神所导引的质疑是任何科学理论成熟的必由之路。怀疑精神是科学理论长途跋涉中由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的动力。科学理论不讳言问题，因为下一程起步是由问题起步的。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自觉意识，是开放的学术思维方式。由文明交往论到文明自觉论，仅仅是从理论层面讨论的开始。我希望学界同行的更多参与，以提高学术的自觉性。”（文/图 记者 张潇 通讯员 韩志斌）

彭树智，男，汉族，1931年10月出生，陕西泾阳人；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中东研究所所长，现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文明交往论》、《二十世纪中东史》、《阿拉伯国家史》、《阿富汗史》、《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等；长期从事中东南亚史、世界现代史、国际共运史和史学理论研究，创建了中国的中东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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