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刚满60岁的她遇到电视最好的时代,遇到中国社会大转折,遇到孤儿、麻风娃、残障、贫民,遇到雾霾、水污染、沙尘暴……今年5月1日,央视前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告别央视,正式退休。
今日(10月18日)下午3时,敬一丹回到导师齐越的母校西北大学,和同学们交流并接受了华商记者专访,回顾了27年的央视经历:“那是电视最好的时代,也是不可复制的。”
谈退休
教学出书做公益 重新认识职业生涯
华商报:您和西安有什么渊源吗?
敬一丹: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的导师齐越,194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俄语系,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盛况,是他与丁一岚向全世界现场直播的。他在我成长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今天我来到了他的母校。
华商报:今年4月30日,您最后一次主持《焦点访谈》,五月一日正式退休,告别话筒和做了近20年的栏目,您当时的心情怎样的?退休后的生活如何?
敬一丹:从五月退休以来,基本在从事教学、讲座和一些公益活动,如关于优秀大学生到贫困地区支教的“最美中国”等。在这个“间隔期”,我出了本书叫《我遇到你》,讲我进入这个行业,到央视以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一些关于相遇的故事。有一次,有一位近80岁的老人问我,你现在退休了,无权无势,你为什么要来和读者面对面?我问他,您觉得我是为什么?他说,因为你那些年替人民说了很多话。
工作这么多年,做的哪些事情是有用的?这些事是需要时间和人心来检验的,我回头看自己的脚印,也许是种职业的满足。这就是我这几个月“间隔期”在做的事,以读者和观众的角度,来认识自己的职业生涯。
谈直播
直播像人生 是不可重来的
华商报:您在书中开篇就交待自己是一个“迟钝”的人,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经历?
敬一丹:“迟钝”特指年龄和性别的迟钝,一个人在这方面迟钝,可能会对另一方面敏感,这可能正是我性格上的优势,职业所要求我需要怎样一种方向,反而是对年龄和性别的不在意,让我更从容。
现在遇到很多80后会说,“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90后会说,“敬老师,我姥爷是你的粉丝,我爸妈特别喜欢你,”,还有很多老年观众说,“我是看着你的节目变老的。”
当我问一个90后,你们现在不是都不看电视了么?你们不都是网络世界的原住民?你们为什么还愿意和一个电视老人交流呢?他说,“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记忆里有你,当时就说是看了你的东方时空才决定学这个专业的。”他们都在帮我认识我的职业价值。
华商报:您回忆起初做直播的时候又爱又怕,每次直播压力最大的时刻是什么?
敬一丹:这种状态凡是电视人都会遇到,从直播中也能体会到人生的状态,因为直播是不可重来的,是有挑战,更直接的。直播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比如说第一次直播连线,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时第一次大型直播,而现在直播连线已经是常态。而第一次直播连线,是我和同事们在《东方时空》时实现的,现在回想起来,挺有一种历程感。
华商报:如何面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呢?
敬一丹:我退休了,不用面对了,留给白岩松他们去接受挑战吧。
谈转型期
“迷茫要比麻木好得多”
华商报:1993年您就在报道转型期,二十多年后,我们又进入一个转型期,从您多年的专业新闻角度来说,您怎么评价当前的转型期?
敬一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样子,对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时代,是不可复制的,一代年轻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挑战,也有不同的迷茫。现在的转型期和当时比较,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迷茫要比麻木好的多,如果对变化没有感觉,或者没有变化,相对停滞静止,不是种好现象,有些焦虑、迷茫的时候,可能就是改变的开始。
二十年前,我在报道乡村教师流失,二十年后,我发现这种流失仍然存在,而且有所扩大,我们需要多少耐心,才能真的改变,我们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看到成果。《焦点访谈》就是以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逐步让舆论监督从生词变成一个熟词。
华商报:您回顾了“和谁在一起,很重要”,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等央视名嘴都是您的“好伙伴”,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的人”中,谁最重要?或者谁最让您难忘呢?
敬一丹:这段历程都让我很难忘,尤其是《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创办之初的同事们。当时我在央视主持《经济半小时》栏目已经四年多,经常做深度报道和经济社会的热点评论,每次看到电视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就经常感慨:这才是记者。后来《焦点访谈》开播,这些节目赶上了新闻改革的好气候,呼应了中国人的心理期待,公权力受到监督,农民可以在这里申诉,假冒伪劣等违反规矩的行为可以经常曝光了,随着栏目舆论监督色彩渐浓,散发着直接影响社会的能量,我知道我遇到了它,我一定要去了。1995年的第一天,我加入了《焦点访谈》。
华商记者 任娇/文 蔡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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