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文科基础学科以人的精神活动、社会行为和制度文明为研究对象，探索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人工智能时代更加凸显了文科基础学科价值，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通过对我国70个文科基地培养方案进行文本分析发现，我国部分高水平大学依托“拔尖计划2.0”建设基地，在人才选拔、培养、评价和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系列实践探索，为我国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提供了经验借鉴与示范。

◎关键词 文科；新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这对基础学科建设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近年来，以数理实验为基本特征的理科基础学科因其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备受重视，但与此同时，在注重短期效益和技术应用的整体环境下，文科基础学科的价值与发展面临挑战，尤其是伴随着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也会有进一步强化“文科无用论”的倾向。那么，文科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其他学科有何差异，以及我国高校已经积累了哪些经验都值得引起关注。

文科基础学科的价值与培养目标

学科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划分，也是大学实施人才培养的基本组织单元。我国一般将学科划分为文科、理科两大类，理科包括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领域，文科则一般包含文、史、哲、艺等人文社会领域。学科按照学科的不同属性可以划分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基础学科是指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基本发展运行规律，提供人类生存与发展基本知识的学科[1]。基础学科作为“元科学”处于现代学科体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地 位[2]，是其他学科得以发展的基石。文科基础学科主要关涉人的存在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3]，是基础学科体系的重要构成。

1.文科基础学科的价值

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提升基础科学实力和基础研究能力已成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构成，高校文科基础学科建设也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提出要“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选拔培养一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为新时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播种火种，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思想高地奠定人才基础”。拔尖计划2.0在基础理科、基础医学的基础上增加了哲学、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学科，文科基础学科的地位得到加强。“文史哲经”等作为以人类思想、行为、文化及社会规律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性学科[4]，其基础学科地位得到高度重视。2022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对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进行谋划和设计，将基础学科分为基础理科、基础医学、基础文科三个类别[5]，体现了文科基础学科的根本性地位。

基础学科以其知识的理论性和根基性为基本特征，其知识生产一般不以应用为主要导向，而文科基础学科的“基础”内涵，在于其理论性与纯粹性，蕴藏着人类普世观念和价值尺度。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以数理实验为基本手段，主要侧重于将获取的自然经验规律转化为系统理论，实现“技术型创造”功能，而文科基础学科（如哲学、历史、文学等）以探索人文社会事物的性质与发展规律等理论问题为核心，生成人类的普世观念和价值尺度，通过对人类社会相关概念及观念的审思判断实现“价值型创造”功能。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所伴生的价值观念变迁，是文科产生的重要前提[6]，其知识体系及研究成果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在人类知识拓展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7]。

文科基础学科是孕育原创性理论和思想的土壤，是提升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智慧摇篮，也是推动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引擎，其价值意蕴往往超越直接功能性，体现在对社会精神、道德伦理的引领和传承，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文科的价值是超越科学的，其重要的特性是反思性，重点是培养对知识的自觉和能够回到问题的原点去反思的能力，很多重大科学发现，都是科学家在碰到现实困境后回到元问题，从哲学层面进行思考，才得以突破[8]。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文科基础学科的价值不仅不会被削弱，而且可能会更加凸显。文科基础学科不仅研究人与社会，还研究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应用引发的社会问题，研究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因此可以为科技发展提供伦理与价值指引；文科基础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源泉，也能够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与方法，文科基础学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可以推动更多跨学科的创新；文科基础学科以人的精神活动、社会行为和制度文明为研究对象，能够提升人工智能的人文关怀能力，使技术更好地理解、体现和满足人类需求。

总之，人工智能时代，文科基础学科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石，更是技术发展的伦理向导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守护者，文科基础学科的价值重构本质上是在技术进步中守护人性的温度，在效率至上的社会中重构价值坐标。

2.文科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

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是指能够在人文社科相关领域进行原创性研究，开拓新领域、提出新理论，或在文化、艺术等方面作出创新性贡献的个体。以文史哲为代表的文科基础学科在相应专业、课程上具有鲜明的人文特质和社会品性，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价值判断、批判性思维以及社会责任感等综合素养，可以说，这些综合素养被当今社会各个领域所需要，因而文科基础学科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特殊的育人功能，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自身领域，对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培养也有较强的积极意义。同时，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更加强调强烈的家国情怀、坚定的学科志向以及为国家和人类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理想抱负，是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重要社会指向。

从落实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来看，需要在培养过程中拟定具象化的培养方向及目的，避免培养目标抽象化。基于文科基础学科的基本特点，其拔尖人才至少应该具备以下素养：第一，扎实的人文素养，应该具备扎实的文科基础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前沿动态，养成广阔的知识视野，具备跨学科整合知识、发现新的研究视角及方法的能力，促进创新成果的形成。第二，养成批判性思维，具备对传统观念和现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并提出新观点和新方案的能力。第三，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道德观，关注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能够将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紧密结合。第四，具备良好的实践应用能力，能够将人文社科基本知识的学习带入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进而学以致用。第五，具备国际视野，能够养成全球框架下的思维模式和国际交流合作的能力，在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等多元背景下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成为中国智慧的表现者、中国方案的创造者以及中国声音的发音者。

我国以新文科建设为起点，着力造就经济学、文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的领军人才，探索拔尖人才的成长规律和培养模式，既强调扎根中国大地，体现中国思想、中国学派、中国特色，也重视学生的国际视野、理论前沿以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使命。

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启动拔尖计划2.0，累计在77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布局建设288个基础学科学生培养基地，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提高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适配度[9]。迄今为止，我国共有文科基础学科拔尖计划2.0基地70个，通过对70个文科基地总结材料进行文本分析发现，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水平大学把握“拔尖计划2.0基地”的建设契机，在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选拔、培养、评价、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探索，为我国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自主培养提供了经验借鉴与示范。

1.综合性的选拔标准

明确拔尖学生选拔的标准、方法、原则是拔尖人才培养的前提。各高校所开展的拔尖人才选拔工作以各自对拔尖人才概念内涵的理解为实践基础，并依照相关标准选择甄别工具、制定选拔方案，为拔尖人才培养体系明晰了入口标准和程序。拔尖基地主要通过校内二次选拔或者与高考选拔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拔尖学生人选，从对70个基地的统计情况来看，38个基地通过对全院或者全校的学生进行二次选拔来实现，占总数的54.3%；29个基地以二次选拔和高考选拔为主，占总数的41.4%，另外西北大学经济学基地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基地依据高考选拔学生，浙江大学哲学基地实施出口评审制。高考成绩、竞赛成绩、科研成果、创作成果等都可能成为学校选拔的标准，但更注重考察学生的研究能力、学术热情、学术发展潜力等，部分基地将偏才、怪才等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作为选拔对象。同时，各高校实施招生工作方案、学生分流及其增补工作方案等系列规章制度，加强拔尖人才选拔的制度化、规范化。

2.多元化的培养方案

各高校在探索基础学科思政育人、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关键要素建设和创新能力培养、科教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示范区建设、教育教学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实践探索。

第一，探索基础学科思政育人新模式。各高校强化使命驱动，践行思政育人，探索文科基础学科思政育人新模式。如山东大学经济学基地建设薛暮桥思政大讲坛，将精神宣讲与专业实践相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基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引领哲学课程思政建设，统筹推进课程思政覆盖本硕博三个培养层次、覆盖哲学十个二级学科、覆盖所有课程类别。

第二，加强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各高校通过打造顶尖师资团队，加强高水平师资引进，营造师生共同成长的良好氛围。如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基地汇集国内外顶尖经济学者和领军人才，积极发挥人才集聚优势，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示范特区；南开大学经济学基地强调南开特色的“师生同学”“师生同研”“师生同行”“师生同讲”，探索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科研引领—文化浸润四位一体的育人模式。

第三，关键要素建设和创新能力培养。各高校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基础学科课程建设，落实导师制、国际化、小班化、个性化等方式推进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关键要素建设和创新能力培养。各高校或者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念进行基础学科核心课程建设，或者依托新文科理念，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基础学科课程体系构建；或者采取打通本硕博课程体系、开展课程设置“瘦身计划”等方式，为学生减负。据统计，70个基地中至少有47个基地新开设了核心课程。

第四，科教和产教协同育人。各高校依托高端科研平台，搭建完善的学生科研训练体系，重视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才培养的结合，实现科研育人；通过创建实践平台，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等方式，实现产教融合、实践育人。据统计，70个文科基地中学校设立科研项目的学生立项数达到1224个，部分科研基地培养学生人数831人。如山东大学经济学基地与省内经济学科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商，搭建山东省经济学科科教融合协同育人联合体，探索科教融合协同育人新模式、新机制。

第五，教育教学体制机制创新。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拔尖人才培养需要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组织机制变革和治理结构的优化。各高校通过书院制、学分制、本硕博贯通等方式，促进文科基础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提升拔尖人才培养质量。其中，书院制是符合拔尖人才培养规律的一种教育教学体制创新，可以促进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通，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形成师生之间共研共学的良好学术生态和学术氛围，提升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据统计，至少有32个文科基地实施书院制培养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

第六，加强人才培养数字化建设。加强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数字化建设，是新文科拔尖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案例高校探索课程和教材数字化，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平台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教育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体系的数字化。在人工智能时代，各高校率先探索培养技术伦理的建构者、文化传承的革新者、复合型创新的推动者，比如，复旦大学哲学基地建设国内首个数字伦理实验室，开展沉浸式教学，构建虚拟道德困境，用于思想实验和道德推理训练，为AI技术应用提供价值判断框架；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基地将数字素养融入课程，如面向拔尖学生开设“Python”语言、“古文字技能与实验”等数字化相关课程，培养“文科+技术”跨学科能力，借助数字化工具突破传统人文研究范式，实现文化遗产的智能化保护与创新性发展。

3.动态性的评价机制

教育评价活动是对拔尖人才选拔培养效果的直接评估和判断，各高校注重对文科拔尖人才的多元评价、综合评价，形成了有进有出的动态评价机制，确保文科基地拔尖人才培养质量。

第一，评价标准的综合性。各高校在拔尖人才评价标准方面注重考察学生创新性、综合素质与家国情怀，既重视对学生的好奇、兴趣、专注与坚持等品质的考察，也重视对于拔尖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家国情怀的考察，避免以单一智商或者认知能力水平考察学生。如复旦大学哲学基地推出“本科生学术综合评价机制”，以学习能力、科研能力、写作能力、语言能力、交流能力等综合能力来评价学生未来的科研潜力；中国人民大学实行多维度的考核评价模式，通过各种学术平台，营造研究性、自主性、开放性的学习环境，不局限于学业成绩，不鼓励“内卷式”竞争，“转段”考核重点关注学术志向、科研潜力和综合发展能力。

第二，评价方式的多元性。各高校构建多主体、多维度、多视角、长周期的拔尖人才评价体系，并根据学生选拔和培养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优化。如北京语言大学中文基地采用多主体、多维度、多视角的综合素质评估方法，按照学生兴趣、学业成绩、科研潜质和创新能力等指标，采取笔试、面试、成果展示相结合的多元考核方式，实现拔尖人才计划的有效动态进出。

第三，评价过程的动态性。学生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个体，其身心发展具有差异性和阶段性，因此，拔尖人才的培养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培养过程中建立科学化、多阶段的动态进出机制，允许学生动态进出，是保证拔尖人才选拔效率和培养质量的重要经验。这种动态进出机制有的是遵循学生完全自愿的原则，有的是强制退出，或者给予学生的自我评价，也会强化多方评估。

4.立体化的保障支持

各高校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形成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加强课程、师资、教室、经费等资源保障，切实保障文科基地拔尖人才培养质量。

第一，在质量保障方面，各高校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结果导向、持续改进的拔尖人才质量保障系统，发挥学生、教师、学院、校外专家等多主体作用，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质量保障长效机制，确保文科基地拔尖人才培养质量。如南京大学哲学基地探索构建了一套科学化选才鉴才、制度化育才成才、闭环式评教评学的质量保障长效机制，为哲学拔尖人才培养构造全方位的支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基地将人工智能大数据采集运用于拔尖人才和卓越教师的长效跟踪，形成信息技术助力的多元、动态、立体化的培养体系与评价机制，有效提升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

第二，在制度保障方面，各高校逐步建立了对拔尖学生和教师的政策支持，加强教学制度和教学管理规范，完善文科基地独立、完整的管理系统，提升文科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据统计，70个文科基地中62个基地建立了相应的政策文件，占文科基地总数的88.6%。如华中师范大学出台政策，单列基地招生计划，鼓励优质生源报考，学校指导制定系列规章制度，实行导师制、班主任制、学长制等管理办法，完善文科基地专门、完整的规章制度和管理系统。

第三，在资源保障方面，各高校集中学校优质教室、师资、平台等各种教育教学资源，保障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当然最主要的资源保障是为拔尖学生提供专门的经费支持。据统计，70个文科基地中有63个基地都给予了专项经费支持，占文科基地总数的90%。有的高校多渠道筹措资金，如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基地从一流学科建设经费、发展基金、本科教学综合改革项目等多渠道筹措资金，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基地班建设和人才培养。

第四，在组织保障方面，各高校通过设置工作领导小组、协同管理机制、专家指导组、导师组等统筹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工作，发挥基地建设的引领示范作用。90%以上的高校都设置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一般是由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统一协调和推进学校拔尖人才相关的选拔、培养、评价、规划、保障等工作，为拔尖基地的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同时各高校设置由相关院系牵头的协同管理机制，或者成立专门的书院、基地管理委员会，或者书院和学院协同，全面推进落实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工作。

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改革思路

当前，人文社会学科地位的弱化趋势是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的共同困境，在实际办学中我国高校文科也面临发展困境，哲学、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因为其非实用性而难以受到社会和学校的重视，同时因为其弱功利性和办学效果的延时性与隐含性，在学科资源配置中容易被忽视，继而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难免处于边缘化的宿命[10]。加强以文史哲为核心支柱的文科基础学科建设，既是推动我国精神文明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基石，也是新形势下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途径。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应聚焦国家急需，完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新时代文科拔尖人才，为服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优化选拔机制，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学生生源质量是提升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水平的基础，如何在全校范围内选拔拔尖基地学生是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基础和关键。总体来看，目前我国拔尖人才培养项目覆盖的范围还比较有限，拔尖基地学生选拔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第一，可以改变当前在单一专业大类内选拔的传统模式，建立跨学科综合评价体系，允许具有文理交叉领域潜力的学生参与选拔，不断扩大学生选拔范围。第二，采用充实式的方式加强全体或者更大范围学生群体的创新能力培养，而不能仅仅采用“圈养”的方式，加大拔尖人才选拔培养的蓄水池。第三，改变目前拔尖学生主要通过入校后选拔的现状，探索形成高中阶段前置选拔的机制和格局，建立从高中到大学的连续性人才档案库，利用教育大数据追踪学生创新能力发展轨迹，选拔出真正有才华、有实力的拔尖人才。

2.强化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拔尖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还需要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合理衔接，不同层次学校贯通培养，教育领域内部和外部协同探索[11]。第一，加强课程改革和课程建设。文科基础学科以其理论性和纯粹性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思维品质，同时也应注重拓展知识的应用维度，将文科知识溶解到应用课程中，引导学生探索人文知识服务社会发展的多元路径，增强学习体验，提升学生学习动力。第二，开放各高校基地班课程互选、课业共享，实行弹性授课制度，进一步深化通识教育改革，在保证通识课程的基础作用的前提下，优化课程设置，加大跨学科、前沿性、综合性通识课程的比重，提升通识教育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潜力。第三，探索拔尖人才课程体系的数字化重构，如开发虚拟仿真课程、数字化教材，利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提升学习深度，融合跨学科实践场景，构建跨时空协作平台，整合文史哲资源，打破学科壁垒等。第四，鼓励文科基地加强国内外的跨校交流，建立健全与国内其他高校拔尖班的定期交流和互访机制，逐步恢复国际交流，为学生创造交流机会，开阔国际视野。第五，完善文科基地拔尖学生培养相关政策支持体系，形成拔尖人才培养的规模效应，适当增加教育部、学校围绕拔尖基地学生培养的科研项目，鼓励、推进有组织化的拔尖学生参与教学与科研课题研究，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完善评价机制，提升人才培养效率

教育评价活动是对拔尖人才培养效果的直接判断，评价结果可以进一步反馈到人才培养过程中，形成人才选拔、培养、评价的闭环系统，从而提高人才选拔的效率和人才培养的质量。部分高校实施了较为严格的评价制度，实现滚动淘汰制度，强化评价结果的竞争性，但是完善文科基础学科拔尖学生的评价机制，可以尝试改变过去考试、论文、绩点等评价方式，重点考查学生对基础学科的研判力、钻研力以及内心的热爱度等方面，建立“长周期”观测机制和人才培养实践效果的常态化评价机制。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成长需要长周期的持续支持，对他们的成长应该有更大的宽容、容错空间，让学生能够安静、有庇护地去学习和探索，为拔尖人才的成长营造宽松的成长氛围，拒绝内卷。同时，应该建立拔尖人才培养质量管理和自我评估机制，以及毕业生跟踪调查机制和人才成长数据库，可以采用数字化考核追踪学生成长轨迹，从知识记忆转向批判性思维、伦理判断等核心素养评估，持续改进拔尖人才培养工作。

4.优化治理结构，加强人才培养保障

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保障。首先，应该意识到，文科基地拔尖人才培养及其标志性成果需要长时间培育、多方面给予长期规划和支持，要有长期主义的投入与资源保障，因此，需要明确对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长期支持和规划。其次，拔尖人才培养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在师资、课程教学、图书资源、实验实践等环节的要求更多，相应的投入也就更大，因此，应该建立多元化经费支持体系，保障基地建设可持续性。再次，需要进一步完善文科基地的组织管理机制，加强学校资源整合和支持力度，创新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以文科基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契机，推进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应该加强对文科基地运行本身的评估，在全球化和新文科建设视野下，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及其评估机制和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聚焦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目标，总结文科拔尖人才培养的规律与特点，为我国拔尖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经验和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