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创造的伟大奇迹，使“中国模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虽然这一提法还未见之于党和政府的文献，但是理论界，学者们已经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影响力和价值以及存在的矛盾、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对策进行初步的探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中国模式”，以加快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欧美媒体对此没统一的定义和认识，国内学者也有不同的见解，因此，首先需要对“中国模式”的内涵，进行研究，取得一个科学确切的认识。
最先提出“中国模式”的是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源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er）。她在发表于2004年5月7日伦敦《金融时报》上的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中，比照“华盛顿共识”，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转型）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雷默将“北京共识”定义为：锐意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边境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雷默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仿效的成功榜样，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雷默把这一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二者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说，“北京共识”提供了新的道路。可见，“北京共识”实际上是对“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的概括，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的一种理解与共识，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发展道路的肯定与评价。[1]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中国模式”更多地运用政府力量干预经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提出，“中国模式”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从国内看，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也称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2]江金权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中国模式”亦称中国发展模式，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体制。[3]吴增基教授将“中国模式”的概念界定为：在强有力的中央集体领导下进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以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既积极借鉴中外一切优秀的方明成果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坚持独立自主的、渐进式的、和平的改革与发展道路。[4]霍国庆教授指出，“中国模式”也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想、经验和理论。[5]
从上可见，各个学者从不同角度或某个方面，如经济学方面来解读模式的内涵，这就根本无法知晓中国模式的全部内涵。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6]”这“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就是对当前中国模式的高度概括，内涵了中国模式的全部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7]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解决了当代中国通过走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历史任务的问题。十七大报告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的定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义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历史方位、基本路线、历史任务、总体布局和奋斗目标，规范、约束和指引着中国发展的方向。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各个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化的具体情况，不断变换发展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就是中国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模式所形成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的历史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模式的理论支撑和总结。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9]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每个历史阶段问题的解决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是中国模式成之为中国模式在理论上的规定性。
二、“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模式”有哪些特征，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阐述和概括，现根据他们的概括，笔者认为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创新的动力机制。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逐步把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的改革提上日程。关于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我们要吸纳资本主义积极成果，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经验等。
（2）独创的经济运行体制。实现宏观调控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的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上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在市场化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放弃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方针，又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原则，使国家经济的控制力量和政府管理始终发挥主导作用，引导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需要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坚持政府主导，还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就是用整体利益、社会目标和伦理道德来约束和抵制市场竞争机制的某些负面作用。
（3）成功的改革模式。30多年的改革历程使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改革道路，形成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改革地位方面，中国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前提下推进改革。二是在改革次序方面，中国推行了渐进性改革方式，确立了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后城市改革，先体制外、后体制内改革。三是在改革内容方面，中国大胆、快速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十分慎重地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改革中，中国选择了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双轨制的改革战略，十分审慎地进行体制内的存量改革。
（4）特殊的发展方式。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们终于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发展方式，这主要是：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改革与发展齐头并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10]
（5）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在政治制度上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以发展为导向，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奉行执政为民，“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建设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搞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特别是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使政令畅通，执政效率高，成为推进各项改革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定的政治保障。
三、“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及价值
“中国模式”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新模式，“中国模式”实质是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和评价。众多国外学者指出，中国不仅在借鉴他国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且提供了可被其他国家效仿的强国富民的途径。近年来，国内外学界一直在反思苏联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拉美模式等。中国既没有沿袭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没有盲目照搬其他非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坚持按照自己的道路成功前进。“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于1989年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的“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断言，但在2009年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他宣称：“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
“中国模式”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评价。徐贵相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中国模式”三点意义：（1）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是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模式。（2）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蓬勃生机，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模式。（3）展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有益模式。[12]]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各国艰难探索。“中国模式”对这些国家既是鼓舞，也提供了一些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归纳了“中国模式”的基本意义。（1）启示了一个国家应该独立自主地走有本国特色的发展之路。（2）启示着一个国家应该在发展中大胆创新、勇于实践。（3）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做出的真正贡献。[14]
据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支持。20世纪末所发生的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致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15个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语言向世人宣告：“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人民顶住压力，稳住阵脚，艰苦探索，终于走出困境。此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停滞和倒退，反而大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和希望所在。
（2）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挑战。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宣告社会主义已“历史终结”，资本主义获得彻底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苏东剧变只是苏联模式的失败，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是社会主义的死亡和终结。2008年发生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百年罕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在全球引发一片批评声。中国在这场危机中，虽然受到很大影响，但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增长率仍在8%以上，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最大贡献。西方国家深感，“中国崛起”速度大大超越西方预期，中国总体影响力“不可阻挡”，中国拉动了亚洲地区经济回暖和尽早走出困境，并以经济合作扩大了在拉美的影响力。在许多人看来，美国模式已衰落，中国模式正在兴起。
（3）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借鉴。当今世界有200个国家左右，除近30个属于发达国家外，其余国家大部分是在二战后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野蛮统治下获得解放成为独立国家的。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急需寻找一种好的模式和道路，提升自己的发展速度，尽早摆脱贫穷落后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新的形势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表示，中国模式给世界带来启迪，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和效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当代价值。
四、 “中国模式”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从总体上看，经过30多年的奋力开拓与努力探索，我们党已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迄今为止，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成就，但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仍然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模式”还存在矛盾与问题，一是在目标定位上，“中国模式”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近年来，虽然我们提出了应当以人为本，但许多地方政府仍然实行以GDP为纲的政策，只关心经济增长而不关心劳动者的利益与全面发展。二是在价值取向上，“中国模式”重视国家本位而轻视公民本位的基本价值观。对“举国体制”的过度赞扬、对“强势政府”的过分肯定和“国进民退”现象的发生，都说明我们在基本价值观方面仍然受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本位的价值观影响，三是在体制改革与制度结构上，“中国模式”仍然坚持政府主导论、维护政府对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与进程主导权，维护政府对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与社会生活的控制权。政府主导经济不仅导致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违背甚至破坏市场经济规律，而且引起了官商勾结、钱权交易，出现“寻租”行为，滋生腐败现象，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四是在利益关系上，“中国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分配不公，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所占比重过低，资本收入比重过高；工资收入行业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工资过高；再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政府收入所占比重过高，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覆盖面与力度均不充分。由于收入与财富过于集中在企业与政府手中，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内需明显不足、国内市场狭小。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表明目前“中国模式”也面临巨大的困难与挑战。
五、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中国模式”
我们必须正视困难和挑战，积极探索不断解决社
会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问题，把握社会发展的着眼点，不断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征程中走中国特色社会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好以下方面：
第一，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的发展，当代中国所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与改革开放分不开。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当然，我们要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到大多数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理应也必须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党制定一切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的一贯传统和作风，也是我们过去取得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为本的关键在于落实，首先要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真正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倾听他们的呼声，关注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其次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尽快建立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民主参与机制、权益表达机制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制度保障，只有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才能真正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最后坚持以人民为本，就要防止那种与民争利的行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党要把为人民群众谋取最大利益作为党的最高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三，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政党、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要想不断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上的创新能极大激活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进步。建国以来我们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和党在理论上的不断创新分不开。理论创新来自于实践，当前最大的实践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能否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就看我们能否持续不断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在经济、制度、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进行创新。这些创新要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四，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一条主线。总结建国以来的最大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无论是加强党的领导还是改革开放等都是为了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我们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再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经过130多年的探索，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培加珍惜。当前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挑战与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靠发展，坚定不移地坚持发展这条时代主线，我们才能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难题，才能做到真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不断丰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五，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这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总结建国60多年来所取得的基本经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现代化发展模式，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同时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保护公民权利，建立公权与私权相适应的长效机制，提高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更要坚持防止党内出现利益集团从而使党蜕化变质，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社会主义和党的公信力就会下降，党的执政基础就会丧失，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动摇，这是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总之，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国家衰弱、 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一代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奋起，在艰辛探索中前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业绩。当今，在邓小平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三步走”的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已顺利完成，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现在，在纪念党的90岁生日之际，全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实现民族复兴这个中国人追求的百年梦想开始变为现实，将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1]
参见：唐晓，《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新华文摘》2010年第10期，第149—154页。
[2]
沈云锁、陈先奎：中国模式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江金权：“中国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解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
吴增基：论“中国模式”可持续的条件，理论探讨[J] 2005（1）。
[5]
霍国庆：中国模式的辉煌与未来，中国贸易报[N]2005—04—29。
[6] [7] [8] [9]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11、11、11。
[10]
荣长海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底。
[11]
李白玲：德里克论全球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J] 2008（6）。
[12]
徐贵相：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模式[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陶文照：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人民论坛（J）2008（21）。
[14]
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模式”问题研究报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J）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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