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党平反冤假错案的非凡经历与伟大意义
发布时间：12-11-29      点击：次


 
论新时期党平反冤假错案的非凡经历与伟大意义
梁仲明 王浩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摘要：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 “ 左 ” 的思潮逐渐支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历史进程，前后可以划分打破“两个凡是”坚冰，平反冤假错案初试锋芒，首战告捷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形成全党办案高潮阶段、清查和解决历次“阶级斗争扩大化”运动以及过去一些历史陈案遗留下来的问题阶段等；平反冤假错案是我们党在中国社会转折的重要历史关头，领导和实施的一场规模浩大的历史性工程，它不仅确保了拨乱反正历史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为中国改革开放新道路的开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平反冤假错案，历史进程，伟大意义
 
1978 年—1982年，中国共产党坚持 “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 的原则，对 “ 文化大革命 ” 的错案 以及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错案、历史遗留的积案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平反，重塑了党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威信，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大热情，实现了新时期历史的伟大转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缅怀这段非凡而艰难的历史过程，对于充分认识党“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的伟大胸怀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巨大勇气，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转型的迫切要求
众所周知，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 “ 左 ” 的思潮逐渐支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 文化大革命 ”更使极“左”思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打倒一切”的造反狂潮。迄至“ 文化大革命 ”结束，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到国家干部总数的17%，而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到75%左右，受到各种形式的伤害和株连的人口高达一亿人之多。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沉重政治包袱，成为当时中国社会转型的迫切要求。
1976 年粉碎“ 四人帮 ”清除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当时人心思定，人心思正，人心思治。但面对长期以来“ 左 ”的错误所造成的满目疮痍，国家亟需从国策上拨乱反正，从政治上和精神上使广大干部群众获得解放。
在揭批“ 四人帮 ”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彻底清理“ 文化大革命 ”中的冤假错案。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也想实现安定团结，结束“ 文化大革命 ”的混乱局面。但由于“两个凡是”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不敢公开触及毛泽东晚年错误，更缺乏彻底纠正“ 文化大革命 ”错误的胆识，想在不触及根本性错误的前提下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上来，于是，便推行了一条“ 抓纲治国 ”的路线。
这条路线在最为急迫的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顾虑重重，担心会因此而影响毛泽东的形象，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强调要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从而使得彻底平反冤假错案障碍重重，举步维艰。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纯属反对“ 四人帮 ”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 四人帮 ”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 文化大革命 ”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不允许翻案。这就延续了以抓阶级斗争搞安定的传统做法。在“ 纯属 ”的限定下，揭批“ 四人帮 ”阶段所平反的，主要是案情简单，牵扯面不广的一般性错案，于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头等重要的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便被搁浅在仅仅“ 落实政策 ”的层面上。
由于政治上一系列重要原则不能澄清，对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提不上议事日程，大批干部长期被挂起来，成千上万人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包袱。民心不顺，党心不顺，严重影响了历史新局面的开拓。显而已见，能否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能否走出“ 文化大革命 ”阴影，实现拨乱反正的关键所在。
党内外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首先集中反映在要求邓小平重返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问题上。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顶着巨大压力，分别在小组会议上发言，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意见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称赞和支持，从而拉开了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序幕。
二、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
纵观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历史进程，前后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7年10月——1978年12月）：打破“两个凡是”坚冰，平反冤假错案初试锋芒，初战告捷。
1977 年4月清明节，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以悼念周恩来的形式，为一年前的天安门事件鸣不平，同时要求邓小平重返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再次复出，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批邓”的决策，是对“两个凡是”思维的重大突破，为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首先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开始突破。1977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文章《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笔锋犀利，切中时弊，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蒙冤挨整的人一时欢欣鼓舞。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这两篇文章，吹响了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号角，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舆论准备。
1977 年12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上任，给中组部带来了清新的春风，打破了沉闷的政治空气，也给平反冤假错案带来了新的希望和转机。胡耀邦上任伊始，就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很快揭开了中组部捂了一年多的盖子。他大胆启用了组织关系在中组部，但没有分配工作“靠边站”的老干部，组建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如老干部接谈组，专门负责接待来访的老同志；干部分配办公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的干部的安置工作；右派改正组，负责右派甄别平反；还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负责落实干部政策。
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组部主动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推动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
第一，大力宣传“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实事求是方针，形成落实干部政策的舆论声势。中组部创办了《组工通讯》，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基本要求。197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1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文章要求组织部门按照实事求是原则认真清理积案，处理审干中的遗留问题。指出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必须排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尽快妥善解决。
与此同时，胡耀邦还先后提出落实政策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 “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全党办案”等系列指导原则，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落实干部政策。
第二，破除“左”的的办案思想和办案方法，加快推进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从1978年2月下旬到4月下旬，中组部分三批分别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部委组织部长会议，称为“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座谈会共研究分析了180多件疑难案例[1]。通过分析疑难案例，使与会同志解放了思想，明确了原则，把握了政策，增强了信心，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各单位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展。到当年7月，中组部按政策分配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的待分配干部的87.2%。[2]这一重大成就，对于当时仍受“文化大革命”的“左”的影响的各条战线，无疑起到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带头作用。
第三，阐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两个不管”的方针。为清除长期宁“左”勿右的影响，特别是清除许多干部和组织人事干部中在平反冤假错案上各种“左”的思想障碍，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强调落实干部政策的依据是事实，明确地阐述了“两个不管”的实事求是的方针，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毒药改正过来。
经过全党共同努力，落实干部政策上“两个凡是”的坚冰最终被打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初试锋芒，初战告捷。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显著成就。为右派摘帽和甄别平反、突破“六十一人案”、平反天安门事件等大案等得以顺利开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在历史深度和社会广度上取得了极大的拓展。
1978 年9月17日 ，中共中央下发55号文件，明确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给右派甄别平反，标志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向历史纵深发展，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
大案要案涉及面广，牵扯人数多，关系复杂，影响巨大，是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重点和难点。1978年中组部直接办理和复查平反了130多名副省级以上的大案要案。最具突破意义的是，复查澄清了“六十一人案”的大错案。此案是在“文革”中是由党中央决定、毛泽东批准的，还专门下发了中共中央文件，一直被当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 “功绩”之一。中组部经过数月深入调查和详细研究，查清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一起重大的错案，并于1978年11月20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
粉碎“四人帮”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直是全国上下非常关注的大事。从1978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开始为参加这场运动的青年平反昭雪，北京和各地许多报刊公开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当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移的问题。在会上，陈云发言提出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他列举了应由中央给予考虑和决定的6个问题，提出：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为陶铸、王鹤寿的问题平反；要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批判康生，撤销中央专案组等。陈云的发言，得到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老同志的一致赞成与热烈响应。
11 月15日 ，新华社社长曾涛等人得知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在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立即以新华社的名义向海内外播发了这条消息，并加上了“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的副标题，突出了平反的主题。随后，江苏省委、河南省委、浙江省委等相继为南京、郑州、杭州等地1976年清明节期间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平反。
11 月25日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工作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决定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清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党中央的这些决定深得人心，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会后，中央正式为“六十一人案”和天安门事件平反。
第二阶段（从1978年12月——1980年底）：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形成全党办案的高潮。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中央组织部主要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面上的落实干部政策的部署和督促；二是直接复查副省级以上干部的案件，特别是中央专案组的案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设立了第二办公室，承接“文化大革命”及新中国建立以来重大事件的清查和审理工作。公、检、法部门着重清理受到刑事处分的假案错案。
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以党委负责人为首的，组织、纪检、政法、统战、民政、财政等部门领导参加的落实政策小组，各地、各县也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建立起层层部署、逐级负责、落实到人的落实政策的组织系统，形成中央统一领导，党委专人负责，专门班子与依靠群众相结合，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行动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生动局面。
由于思想路线正确，组织措施得力，落实干部政策的平反工作进展迅速。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之后，中共中央又陆续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谭震林等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平反，同时还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周小舟邓子恢等人平反。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的问题也先后得到澄清，予以平反昭雪。对于已经含冤去世的党的高级干部，中央都为他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恢复名誉，表达哀思。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的一些工作部门被指责为搞“修正主义”，17年的工作被称为“黑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这些部门予以彻底平反，大批因“路线错误”、 “走资派”问题受到牵连和迫害的人，也得到了平反昭雪。
继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中央和各地先后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进行复查平反，一批因反对“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惨遭杀害的冤案如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等人得到彻底平反。一大批党的重要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功过是非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议：撤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完全推倒对刘少奇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刘少奇案是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株连最广的冤案。刘少奇冤案的平反昭雪，清除了平反“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的最后政治障碍，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加快了冤假错案的平反进程。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直接从事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有60万，规模之大，进展之快是空前未有，迄至1980年底，“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基本得到清理。
第三阶段（1981年6月——1982年12月）：清查和解决历次“阶级斗争扩大化”运动以及过去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1981 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光荣任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复查收尾阶段。
在复查收尾阶段，清理平反“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的主体工作基本完成，一部分还在继续进行，还有大量的善后工作要做。根据新的证据和新的形势，有些案件又做了进一步的复查，给予彻底的平反。特别是198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为潘汉年、扬帆一案平反，是这一建国之初最大的冤案得到昭雪。
复查收尾阶段平反的工作重点转向一些建国以前的历史老案。如长期没有妥善解决好的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公正地解决。尤其是这一时期党还对“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中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清理，调整了社会关系。在农村，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连同他们的子女，约有2000万人获得了公民权。在城市，把公私合营时，按资产阶级工商业对待的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是他们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在民族地区，在1957年反右派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化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全部摘掉帽子。在调整侨务政策中，摘掉所谓“海外关系”的无形帽子，许多因亲属是海外同胞、港澳同胞而受歧视、受审查、怀疑为“特嫌”的人得到平反，并落实了有关政策。对因在台湾有亲属关系而被错误处理的，也给予了改正和平反。
总之，经过全党和全国60多万从事落实政策的人不懈奋斗，共同努力，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这次平反冤假错案，涉及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平民百姓；平反案件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达30多件，全国共复查平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0万人，集团性冤假错案近2万件，改正右派54万多人，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80万人，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3]
三、影响深远的伟大意义
平反冤假错案是我们党在中国社会转折的重要关头，领导和实施的一场规模浩大的历史工程，它不仅确保了拨乱反正历史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为中国改革开放新道路的开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平反冤假错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实践，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拨乱反正就是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实践上的拨乱反正，是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清除长期“左”祸的后果。
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要求坚持实事求是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首先在实践上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得以发扬，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创造了政治社会条件。而真理标准大讨论，又从思想理论的高度支持了平反冤假错案向纵深发展。平反冤假错案为思想解放运动确定了现实的社会土壤，思想解放运动又为平反冤假错案明确了理论是非。两者相互促进，不断深化，使拨乱反正任务得以实现。
平反冤假错案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打破禁区的精神，成为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精神来源，已经升华为一种开拓前进的时代精神。
其次，彻底清理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的恶果，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安定团结的社会基础。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完成，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胜利。通过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彻底清算，告慰了无数的冤魂，成千上万遭受“左”的错误迫害的干部群众、一亿以上的无辜受株连的亲属子女和其他受牵连的人得到解脱，历史上的是非得到公正的评价，大批被“左”的思想压抑的人们放下了政治包袱，获得了政治上的“第二次解放”，长期受到政治歧视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其子女获得了公民权，使国家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调整，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治基础上结成了更为平等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了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爱国统一战线。
平反冤假错案的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气派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历史包袱的解脱，是全国上下到处洋溢着或精神解放的振奋气象。全国人民得以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改革开放新道路的开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再次，平反冤假错案的完成，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
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人们深切地认识了“左”的危害，在人们的心中，“左”不再是革命的象征，而是可以摧毁社会主义的毒瘤，从而使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得以被打破。人们通过对极左思潮泛滥猖獗的痛定思痛的历史反思，找到了可以使中国长治久安的途径，提高了全民族对民主法治的重视，这就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政治形势发生诸多风云变幻中，几经波折，艰难曲折，但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没有走回头路，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由于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才是中国在波峰浪谷的起伏中维持住了发展的稳定。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焕发出来的历史变革力量，对中国今后的历史进程必将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
2. 刘济生：《论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炎黄春秋》2010年8期
3. 王海光：《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意义》《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5—6期
4. 苏台仁：《邓小平生平全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2]     王洪模：《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3]     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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