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发展及其走向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梁星亮
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是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大发展和奠定未来走向的重要时期。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纷呈、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发展为成熟的党，中国革命力量从小到大，人民武装力量由弱到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一步步走向成功，走向辉煌；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培育了一大批建国精英、民族脊梁和英雄群体，基本奠定了新中国的人事脉络；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总结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社会建设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已经为历史和现实验证是成功、正确的，依然对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国家的建设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从幼年的党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党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之日就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是，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失败，尤其是1934年秋由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导致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几乎全部丧失，被迫进行悲壮的大迁徙，武装力量从全国三十万人锐减到不到三万人，最后退守到大西北黄土高原上，建立起一个弱小的政权。以至蒋介石断定它支撑不了多久，时人也对它不抱什么希望。但这个弱小的政权却生存下来了，发展起来了，并且将那块区域治理得相当不错。共产党发展了，成功了，连一贯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英美政府也不能不另眼相看。其中原因何在？无疑是共产党的成熟和发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成功，首先在于她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把握了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从而一步步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党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各项纲领，具有成功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党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中国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成功，也在于党能够正确的审时度势，应对各种复杂形势的挑战,实现了党的战略策略上的重大飞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由严重对立状态走向合作抗日的道路，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如何与对峙将近十年的国民党处理关系，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要抗日就要联合国民党，而国民党既是友党，又在一定时期是共产党的敌人，他具有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高举民族抗战的大旗，把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和斗争艺术成功地运用到处理国共关系上，努力把握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既团结又斗争，驾驭了复杂而曲折的政治局面，创造了一整套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领导权的丰富经验，达到了政治与军事、原则性与灵活性、团结与斗争的统一，既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限制、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企图，又迫使他们不敢公开投降，没有在反共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国共两党合作坚持了八年之久，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成功，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独立自主处理重大的事变，解决自己面临的难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的洛川会议根据当时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和党内不同的认识，确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保持共产党员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决定改变红军的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些都是党根据抗日战争的实际作出的科学决策。即便是在皖南事变的巨大损失面前，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严守军事上的守势和政治上的攻势，力挽频于破裂的国内政局，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党的形象、威信和政治地位。在处理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上，更是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党的领导人迅速决定从情报和战略两个层面上支持苏联，但是坚决抵制联共（布）中央和崔可夫等人不切实际的军事配合的要求。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支持和抵制是正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时，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庞大的国民党军队较劲，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摧枯拉朽般将其击溃，而夺取了全国政权，让苏联“老大哥”惊奇，使美英政府惊诧，更令蒋介石惊恐。
从理论准备不足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经过多年的总结反思，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从而得心应手地处理了各种复杂问题，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党内还存在着亟需解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①]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相当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学风问题。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全党来说，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了解还很肤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发生了右的和“左”的错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致力于总结历史经验和理论著述，力图完成遵义会议未能在思想上清除“左”倾错误的任务。
为了实现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毛泽东不仅在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任务，而且多次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基本要求，首先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研究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其次是体现民族性，就是使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三是有新的理论创造，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现成结论上，而应该不断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使之理论化，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书本中没有的新结论、新观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是与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相联系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有着丰富的经验。
延安
时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时期，既有一系列的理论创新，诸如，在哲学思想方面，有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在革命理论方面，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等；在政治经济的具体政策方面，有“精兵简政”、“三三制”、减租减息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在道德理性方面，也拓展出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艰苦奋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人格追求的新境界、新规范、新气象。同时，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又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坚持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的灵魂；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点；与时俱进不断开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途径。
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②]历史已经验证毛泽东的论断是正确的，也验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是正确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虽然这一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并没有全面地达成一致，但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比较过去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认识，是深入地、正确的，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所在。同时，全党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并在党的七大上将其确立为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全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不断结合的过程，是一个解放思想，克服教条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党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认识，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和精神财富，对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为在全国范围执政奠定基础
党在全国执政之前，曾经有江西时期、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延安时期不仅有显著的历史特点，而且党在这一时期执政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干部的培养，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党的局部执政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它是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存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进行的，是在同对峙了十年的国民党再次合作又再次分裂之后进行的，是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和广泛的社会力量参加政权下进行的，因而党在延安时期执政与江西时期执政相比，是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的执政实践，同时也表现出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具有历史环境的复杂性、政权形式的特殊性、执政基础的广大性和实现执政目标的艰巨性。
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都是在野党。但共产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在野党，它是一个拥有自己领导的军队和统治区域的特殊政党。就全国而言，它是一个在野党；就局部地区，它是一个执政党。作为在野党，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政治民主；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也面临着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如何实施民主的问题，实行远比国民党更为明智的政策，并推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制度。
共产党对“民主”原则的倡导和实践，使它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赢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在局部执政区域，民主政治的实践也扩展了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和完善了党的领导。正因为如此，党在执政过程中，与时俱进，既思考着执政体制的创新和执政能力的建设，也思考着战后中国的走向，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实行了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苏联式以及英美式的执政体制。
在局部执政“实验区”和“示范区”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制度——“三三制”的政权席位分配，使它能够吸纳社会方方面面的治国精英，政权因此更具广泛的代表性和同样广泛的组织动员能力；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同时存在，使他们在共同发展的前提下而各得其所；“两权半”政权结构和党对它的一元化领导，使边区政权在建构起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民主政治的同时，又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社会控制能力；国家政权的建制和党赋予它的新民主主义“试验区”的特殊地位，使它的施政具有更多的全面性和前瞻性。这些清楚地表明，党在局部执政中已经具有掌握局部政权、保持局部执政政治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具有驾驭根据地政权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具有运用根据地组织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力，具有坚持执政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具有从严治党，保持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能力。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为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就
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根本保证；“三三制”是延安时期成功执政最基本的政权组织形式；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根本宗旨；让人民监督政府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是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根本保证；清正廉洁是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显著特征；建立和谐社会是延安时期成功执政追求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
在处理党政关系、政权建设的基本体制、让人民监督政府，以及机关工作人员的作风建设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为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奠定了政治领导、政治体制、经济政策和干部队伍的基础。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模型在边区产生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北京诞生了。
从不稳定、不成熟到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是，由于中央领导班子变动大，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
“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 [③]。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肇始，也是党的领导集体从不稳定、不成熟的到稳定、成熟的开端。会议决定张闻天负总责，毛泽东进入政治局任常委，协助周恩来做军事工作。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选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参加的新的党的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在党的历史上称之为第一代领导集体。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形成成熟的、稳定的领导集体，既与延安时期党的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党对基本国情和革命规律深刻认识密不可分，也与延安时期形成的党的领导集体核心成员鲜明的个人特征密不可分。毛泽东的实践经验最为全面丰富，具有宠辱不惊、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具有总揽全局、把握方向的远见卓识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以他为代表的理论思想，成为全党公认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他担任全党的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是通过实践斗争自然而然形成的，也是党内外、国内外所公认的。刘少奇既有在白区工作的经验，也具有领导学运、工运、民运、农运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尤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总结经验，对党的建设深有研究，发表多篇党建理论著作。他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党整风运动，为提高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思想水平、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发挥了重大作用。朱德在全党全军享有崇高威望，他具有丰富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建设和组织领导经验。为人坚强正直，谦和平易，作风深入，善于团结，是党、军队和人民敬重的忠厚长者。周恩来善于做统战工作，擅长全面组织计划指挥。政治坚定，机智灵活，工作极端负责，作风深入细致，顾全大局，心胸坦荡，善于团结。他长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对全党全军高级干部最为熟悉，知人善任，在全党全军享有崇高威望。任弼时具有党、政、军、群、统各方面实际工作经验，与共产国际有良好的关系。他独立工作全面，组织领导能力很强。他政治十分坚定，原则性极强，为人忠诚正直，任劳任怨，作风深入，联系群众，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有深入的研究。这些领导人大多是在革命根据地孕育和锻炼出来的新一代领袖人物，都是共产党内最优秀、最有才华的人物；这些领导人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从而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人民的爱戴。
正是有了这样的领导集体，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了八年民族解放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是有了这样的的领导集体，抗日战争胜利后党领导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党又领导人民战胜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从西北一隅走向世界国际舞台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旗帜鲜明地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④]”的主张。1938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个统一战线的概念，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随即他又从中国内部、敌国内部、国际社会三个方面论述了反日统一战线的大格局，指出：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里所说的“天罗地网”是一个形象化措辞，其实就是后来所建立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早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主张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当时作为与国民党并列的国内两大政党，其主张必然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和抗战业绩的伟大感召下，大批国内外人士来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他们走访机关学校，深入民众调查了解情况，考察边区的政治状况，参观八路军训练与作战，亲身感受到了延安的民主氛围和自由的政治空气。美国远东问题专家罗辛格曾说：“延安是中国千百个城市中的一个城市，因而它不可能完全脱离掉中国的现状，因之我不可能毫无根据地把它誉之为人间天堂；然而我必须肯定地说：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光明的指针。”[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将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亲见亲闻写成报告在国统区发表，有的发回国内，连通国内外，有的则写成回忆录传之后世。当年美军观察组负责政治方面的观察员谢伟思，从1944年7月至次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向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发回了77份政治报告，对边区情况作了比较客观的描述。他在1944年9月4日的报告中写道：中共的特征是“青春、有活力，智慧充沛，训练精良，信仰坚定，自信、坚韧、实际、自我检讨、态度科学、有适应能力、有制度、有条理、有诚笃团结之精神，民主态度、廉洁”。另一个政治观察员戴维斯则在1944年11月7日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这些报告，加深了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对中共及边区政府、社会真实情况的了解，使中共及其边区政府获得了国内外人民普遍的同情与支持。
1945
年5月，为了筹备成立联合国而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国际会议，年届60岁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蒋介石竭力反对中共派员参与组团，最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明确提出：中国的代表团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现实，排斥中共实为不明智之举，使蒋介石不得不作罢。来自边区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旧金山国际会议。
董必武到美国，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第一次以正式和公开身份在国际舞台活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全力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大国形象。董必武赞成代表团只讨论有关整个中国问题的原则，淡化党派分歧，着重突出中国代表的身份，妥善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显示出了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素养。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写道：“代表团开会每提到有关苏俄问题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总是缄默不语。他是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似乎力图避免给人造成他是为共产党的利益而来的印象。”[⑥]期间，董必武出版了英文版《解放区实录》，分发给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各国代表、外国记者及美国人士，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军民在抗击日军、政权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董必武还广泛接触美国人士，多次到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参观访问，还到华美协进会做了演讲，向侨胞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宰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阐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各项政策。
中共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在这样重大的国际场合给外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大会举行了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董必武与其他中国代表分别在宪章上正式而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历史瞬间，向世人昭示着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尊严，记载着中共对创建联合国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见证着
中共从西北一隅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也预示着未来中共在世界的地位。（学校庆祝建党90周年征文一等奖）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809页。
[⑥]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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