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德治校”的理论思考
发布时间:03-12-31      点击:


    要:文章通过对我国学校德育史的简要回顾分析,阐述了以德治校的内涵,提出了以德治校的必要性及其途径和措施。

关键词:以德治校      内涵      意义     途径与措施

 

  德育在学校教育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我国古代教育中,德即“道”,古人主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表明“道”是育人的根本,“文”是为“道”服务的。这种重“道”轻“文”的传统教育思想,一直在我国学校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纵观历史,我国过去学校教育中的德育,主要限定在德育教学方面,并未从办学方针层面来总体把握德育在学校工作中的位置。近年来,中共中央提出“以德治国”并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有人随之提出“以德治校”。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就“以德治校”的内涵、必要性及其途径和措施进行一些探讨,以求我们更好地把握德育、实施德育、推进德育。

一、以德治校的内涵及其历史依据

以德治校不仅指狭义的学校品德教学工作,它应该包涵微观的品德教学和宏观的办学方针两个方面。

从微观角度讲,以德治校要求学校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将品德教育列入计划,认真实施。早在西周时期,大奴隶主国都设立的国学,以礼、乐、射、御、书、教为基本教学内容,其中“礼”被列在首位。从春秋战国开始,无论是儒家教育,还是蒙学教育,都将“道”(主要是儒家思想)作为育人的主要目标。以《论语》、《学记》及《朱子读书法》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篇章,有许多关于道德的论述。如《论语》有“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巧言贪色,鲜矣仁”等论述,已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与道德文化挂钩的思想已初见端倪,而且这种倾向作为一种主流思想,一直延续到今。至于蒙学教育,道德则成为教学内容的重点。蒙学教材可以说是德育、语文与自然科学知识的混合体,《千字文》、《三字经》,及乎所有蒙童教材都把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即把作为封建“君子”、“圣人”所应具备的品质,灌注到蒙童身上。到了近现代,学校的教育并没有因为学科门类的细化而减弱。一方面,文科教学仍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德育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逐步走向单独设科,独立开展教学活动。因此,可以说,从古到今,重视德育教学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一贯传统。这种传统虽然有时表现得过于偏颇,但欲学知识、先学做人的传统观念,在学校育人工作中有其积极的意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宏观角度讲,以德治校可以视为一种办学理念、办学思想、办学文化。它要求将本国的优秀文化、民族的传统美德、人民对学校的重托、国家对青少年的期望等,通过教育方针、教育目标以及校风、校训、学风等体现和浸透。回顾我国过去的教育,从办学方针层面来阐述德育或实施德育有一个巡序渐进的过程。古代教育中的道德教化主要是通过具体的读经读书来体现。如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如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 ;好直不好学,共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仁、知、信、直、勇、刚等道德品质的形成,并不是凭个人修为养成,而必须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来培养。又如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性理精义》)他强调的是通过为学读书达到道德认知。这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一直影响我国整个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之久,所谓的学校教育,实际上成为统治阶级通过读书读经来灌输儒家思想,进而选士及科举的预备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此,到20世纪初,在封建割据、外敌入侵、政权更选、学制频变的情况下,我国学校并未形成较为完整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教育经费成了国民党进攻革命的军费,学校大部分停学,学生大部分失学,更谈不上学校文化,以德治校。正象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造成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中的革命分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狱,这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1958年版,第12页)

如果说能够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浸透到办学方针之中,同时吸取现代世界一切的优秀文化成果,形成相对完整、稳定的办学思想,只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算起,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日趋明朗和成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与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不同,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学校,从教育方针、办学思想,到对学生实施的品德教育,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共产主义德育为主导,以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为核心。这种办学方针和办学思想的科学性、包容性、先进性,是任何制度下的学校教育无法比拟的。第二,具有明确的教育方针,且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实践和探索,逐步得到完善。200211月党的十六大将党的教育方针确定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表述将德育放在突出的位置,体现了人民性、服务性、实践性的高度统一。第三,学校不仅通过品德课,而且通过校风、校训、第二课堂、社会实践活动等环节,集中向学生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以及热爱劳动、遵纪守法、尊敬师长、团结友爱等基础文明教育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这种德育教学的系统性、广泛性,对于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实现党对学校工作提出的要求和目标,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以上三个方面的特点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学校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德育教学活动,在继承我国学校教育重视德育教学的传统的同时,形成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为主导,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独特的办学文化。所谓以德治校,就是要将这种独特的办学文化进行研究总结,并发扬光大,使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学校教育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

二、以德治校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如前所述,重视德育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一贯特色。那么,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后,在我国加入WTO,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教育、文化与世界逐渐融合浸透的形势下,德育在学校教育中应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德治校的提法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这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实际问题。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审视教育发展规律,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主要理由有三:

首先,以德治校是由学校及其教育所处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狭义的教育指学校教育。学校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是人类传授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思想意识,并使其得到延伸和发展的主要场所。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讲,学校属于上层建筑,它受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制度。学校及其教育所具有的这种属性,决定了学校教育必然要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服务;因而,历代统治阶级也必然要将学校作为灌输其思想,维护其利益,巩固其地位的重要阵地。以德治校的本质,实际上是学校及其教育这种基本属性的本质体现。

其次,以德治校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是党在新时期对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根据中央要求,采取各种措施,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作为办学育人的重要任务来完成。所谓全面发展,就是学校所培养的学生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丰富的知识,而且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所谓复合型人才、创新性人才,从人才要素结构讲,就是要一专多能,勤于实践,勇于创新; 从德育本身讲,就是从共产主义道德情操,到最基本的基础文明素养,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到吸取各国先进文化,使学生在树立共产主义思想主体人格的同时,具有兼容各种优秀文化和先进思想的良好品质。所以,以德治校,顺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有利于构建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第三,以德治校是以德治国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建立,从城市到农村,从社会各条战线到各级各类学校,从全民教育到青少年教育,都应包涵在内。应该强调的是,在全社会实施公民道德教育中,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是重点。以德治国虽然针对的是全国各条战线,但教育战线是重点,学校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在我党实施以德治国战略方针,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着手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形势下,我们提出以德治校,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

第四,以德治校是我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要求。无论是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将党团教育列入学校教育内容,向青少年学生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基础文明道德教育,是中央对我国各类学校的基本要求。我国学校各项管理制度的出发点,是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思想品德考核在学生综合考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招生分配制度同样对学生政治思想表现提出严格的要求。不合格者学校不予录取,用人单位不愿选取。以高校毕业生分配为例,“学业扎实、工作踏实、为人诚实、作风朴实”,综合素质较高的毕业生,在人才市场普遍看好。因此,以德治校的口号与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要求完全吻合。施行以德制校,有利于教育方针的落实,有利于学校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这里,我们在强调以德治校的必要性时,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一是以德治校不是“以红代专”。“文革”时期,“四人帮”一伙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妄图把学校办成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政治学校 ,故以所谓政治统帅为名,把政治思想、德育说成是可以代替一切,包括一切的因素,把德视为可以包括教育目的的一切内容,一切过程,也是唯一能产生价值的因素。姑且不论他们所讲政治的反动性,就这种“德育唯一”的观点也是绝顶荒缪的。我们讲以德治校,是在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学校的指导地位的同时,仍然积极考虑古今中外一切先进思想、优秀文化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在强调德作为育人的重要因素的同时,讲求的是德、智、体、美诸因素的全面发展,充分考虑素质结构中各个要素的不同的作用和价值。所以,提出以德治校不会重蹈“文革”中“以红代专”的覆辙,对学校教育百利而无一害。

二是以德治校不排除依法治校,相反,二者是学校教育发展中互存互依、协调发展的双轨道。法规法律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社会主义的学校必须依法办学,依法治校。以德治校的“以”不同于依法治校的“依”,它强调的是思想意识领域某种思想和文化的指导性。学校是育人单位,对于一所学校来说,没有法治不行,没有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作指导也不行。可以肯定地说,以德治校搞好了,精神文明建设抓上去了,不仅不会和以法治校相冲突,反而更有利于学校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建设,更有利于以法治校工作的顺利推进。

三、以德治校的途径及其措施

我们对以德治校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阐述的,故以德治校的途径和措施也应当从这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和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过去讲学校德育,主要指对学生实施的品德教育,这是远远不够的。以德治校,不仅要从具体的教学方面实施德育,而且要从学校的办学方针、办学思想、办学文化这样一个更高的层面来体现德育。其途径和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办学指导思想方面:应全面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教育方针,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学校的指导地位,树立学校必须成为一切先进思想、先进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本阵地的办学理念,树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观。这种办学指导思想,应通过学校的办学方针、发展规划,以及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等各个方面得以体现。

2、德育教学方面:应将思想品德教育的有关课程列入教学计划,通过教学目标、教学时数、教学手段、教学评估等各个环节进行保障实施。德育教学是实施学校德育的主渠道,各级各类学校务必引起重视,切忌以强调智育教学为由而忽视德育教学。

3、第二课堂及社会实践方面:实践锻炼是学生在学习、社会活动、生产劳动以及日常生活中接受教育的有效方法。只有经过实践锻炼,才能使学生所获得的道德观点、道德信念变为道德行为,才能对道德行为进行有目的的练习,借以形成牢固的行为习惯,坚强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学校实践锻炼的主要途径是:社会实习和见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军事训练、党团少先队生活、文体活动等。

4、陶冶教育方面:陶冶教育是利用环境、气氛、作风以及教育者自身等教育因素,对学生进行积极影响和有效感化的方法。一是教师要以身作则,用高尚的情操,模范的行为去陶冶感化学生。二是学校要用优良的校风、校训去沐浴学生,引导学生。三是应通过创建文明校园活动,绿化美化校园环境,陶冶学生美的情操,激发学生对美的向往,培养学生爱校、爱国的情感。四是通过各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活动,使学生在愉悦的艺术享受中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建造丰富的精神世界。

5、德育研究方面:德育在我国学校教育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很不稳定。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施行以德治校,使德育收到理想的效果,也存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改进的问题。因此,从政府到学校,都应该成立有关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对学校德育的研究,使其逐步制度化、科学化。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建立了思想品德和马列主义教研室,成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有的学校还建有革命传统教育中心、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等教育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建立,对建树以德治校思想,深化学校德育工作,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6、师资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学校的干部和教师是实施以德治校的主体,加强干部和教师队伍建设是实施以德治校的组织保证。一是要加强学校领导层的思想认识,真正把以德治校作为学校的办学方略来对待;二是要加强学校管理和后勤队伍建设,真正做到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三是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专兼职结合的政工干部和思品教师队伍,在工作使用、职称评聘、培训提高、生活待遇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使他们留得住,用得上,真正成为实施以德治校的一线骨干。

以上本文对以德治校的内涵、意义、途径等进行了一些分析。作者总的认为:以德治校的内涵应该从微观的教学工作和宏观的办学方针两个层面进行阐述;施行以德治校有利于党的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和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的有效实施;以德治校的途径和措施应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当然,以德治校作为一种治校理念,还需广泛宣传,以得到全党、全社会的认可;作为一项治校策略,还需深入研究和实践,以形成完整的体系、畅通的渠道、有效的措施,最终收到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

2、王刚等:《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

3、香港公开大学:《中国语文教育》(教育硕士教材),2002年

  

作者:杨正社(1957---),陕西延安人,现为延安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副教授。

                                         

 

(编辑:田明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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