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0年考入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1981成立经济系、1985年成立经济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并于1984留校任教至今。有人说，教师的师德将会影响学生的终生。回顾自己40年来的成长历程，何炼成老师的师德像太阳般照耀着我不断前进！

刚读大一第一学期，何老师就请来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时的刘涤源老师给我们讲课。52岁的何老师对他68岁的老师尊敬爱戴且精心照顾，甚至刘老师上洗手间时，何老师都很有礼貌地陪护。时隔20年后的一个下午，何老师在他的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高宏，是否尊重老师是判断一个人人品好坏的重要标志。”回想起何老师对张培刚、谭崇台等老师们毕恭毕敬的态度，让我感悟颇深。

1981年春，也就是我读大一的第二学期，政治理论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和哲学专业的一些学长们都在忙着张罗恢复经济系、成立哲学系的事情。这就意味着要把原来的政治理论系一分为二。那时候，1977级、1978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和1979级哲学专业的学长学姐们大都年轻气盛，难免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从而引发一些现在看来没有必要的小矛盾。何老师利用他给1979级哲学专业和我们1980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合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课的课间休息时间，对大家进行耐心的劝说教育，强调大家要搞好团结。他说，原来是一家人，现在要分家，但分家不分心，还是一个根。何老师随手把曹植的那首脍炙人口的七步诗写在了黑板上：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常言道，兄弟一心，其利断金。何老师多年来一直把“团结”作为经管学院事业发展的法宝和基石。若干年后，我想，维护团结，就是放下小我，维护大局。

何老师作为系主任肩负着繁重的科研、教学和行政等方面的工作任务。科研上，他要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教学上，他要讲课和批改作业；行政上，他要主持正式会议和处理日常事务。尽管工作繁忙，但他总能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班组织的一些活动。在路上碰到学生，他也总能叫出我们每一位学生的名字。在大学执教15年后，我终于明白：老师只要心中有学生，就一定能记住每个学生的姓名。

我读大一大二时，何老师给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和《经典名著选读》这两门课程。我自身基础差，写作业特别慢，再加上喜欢追求完美，常常有所拖延。当何老师将班里的作业全都批改完了，我才将作业交给何老师批改，可何老师却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何老师不仅教导我们要学好理论，而且教导我们要将理论联系实际。同时，何老师强调要把数学、英语、形式逻辑和汉语学好。何老师特别要求大家要扩大知识面，甚至有兴趣的学生可以通过读《红楼梦》来研究清朝经济史。

1984年10月，黑龙江大学的熊映梧教授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经管学院楼五层504教室讲学。和往常举办的所有学术报告一样，何老师将主持、听讲并总结这场学术报告。作为助教的我，事先给何老师搬了个椅子，结果被一个前来听讲座的学生给坐了。何老师进来时没有位子坐，我就要求这位同学把座位腾出来。何老师看到教室里坐无虚席，教室里的过道和教室外的楼道也都站满了人，他便让那位同学继续坐着，并建议我到二楼办公室再搬一把椅子到五楼来。这是为人师表的宽容！

逢年过节，在何老师家里总能碰到一些说话带有陕西关中农村口音的年轻人。我纳闷，何老师是湖南人，师母廖老师是四川人，从地缘上看，这些讲陕西关中话的农民朋友不可能是何老师家里的亲戚。通过聊天才知道，他们是何老师几十年前在农村下乡时结识的农民朋友的孩子们，因能够常来常往故而成为世交。这绝不能简单归结于何老师的平易近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何老师在骨子里认为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1985年7月期末考试后，何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说，“高宏，你看这个同学政治经济学考试（试卷和平时）总共得了58分，他平时作业完成怎么样？讨论发言是否积极？上课表现如何？要不要给他平时成绩加些分，不然他就不能及格。”我回答说，“这个同学我有印象，他学习刻苦，上课认真，能积极参加小组讨论，踊跃发言，平时表现也不错。可以给这个同学的平时成绩加权平均后再加上3分。”何老师最后同意我的意见，给了这个同学61分。20多年后我在想，何老师是大教授，我当时只是个小助教。他完全可以不和我商量，自己决定是否加分呀。再说了，文科的考试评分又不像理工科考试那样严格，多两分少两分，一般人也说不出什么。这说明何老师骨子里的就具有的平等意识，才有后边对生命的尊重。

很多同学大学毕业后给何老师写信，何老师有信必回。有些同学遇到困难找何老师帮助，何老师也是有求必应。有信必回就是对生命的尊重，有求必应就是对学生的爱护。

贾明德学长多次给我谈起他在商洛工作时收到何老师回信的事情。我也亲眼看见过何老师给我们班的在延安市委党校工作的李东山同学回信寄信的部分情景。我们班的马来同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省文化文物厅出版局，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干行政，就给何老师反映情况，何老师立马给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写信，再三周旋之下，通过二次分配，他终于实现了当编辑的理想。1985级校友常广义，大学毕业后被定向分配回到大庆。当他发现被分配的具体工作不能发挥他个人的特长时，他想到了给何老师写信。何老师收到信后就立即给大庆油田的主管领导写信说明原委。随后大庆油田的相关负责人就给常广义重调了新的工作岗位。1985年暑假，我因父亲病危从何老师那里借了200元钱。这相当于我大学毕业后第一年月工资（48.5元）的四倍还要多一些。但何老师和廖师母从来没有给我提起或给别人谈起过我借的这笔钱。

经国济民，天地熔炉千锤炼；教书育人，日月星火万般成。都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高尔基也说过，只有爱孩子的人才有资格当老师。魏杰曾经说过，凡是接受过何老师教育的学生都能成功，1977级的刘世锦、冯仑和1978级的王忠民、吴克强等人都用自己的成就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脚。而我们，这些曾经接受过何老师教育指导的学生，也都用自己的努力和成长说明了，幸福的教育就是让每一颗种子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教师就是传真育爱的职业，老师高尚的师德就会像文明的火把通过学生们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本文刊载于《西北大学报》第7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