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百天了，但我对他的思念却与日弥增。他的点点滴滴已经成为我、我的妻子孩子、乃至我岳父母常常谈起的话题，谈着谈着，大家不禁眼中噙满泪水，陷入对他深深地的怀念之中。

刘老师引导我们树立起对侯外庐学派的自信。我到西北大学上研究生时，刘老师给我们带两门课，一门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导读，一门是《中国思想通史》导读。课时并不多，但刘老师娴熟地将二者统一起来，给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诞生及其重要哲学意义，讲侯外庐先生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中国史研究，如何发现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西方的特殊路径，如何对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做出贯通性的诠释，使我们对侯外庐学派的宏阔理论视野和独立自得的理论品质有了深切的体会，为其巨大的理论魅力所感染，并为自己能成为这个学派的学生而深感自豪。刘老师讲，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剖析中国社会历史诸先生中，侯先生与其他人不同，原因在于他运用唯物史观，既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又力求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侯外庐先生认为研究社会史不能单纯看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还要看它们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刘老师对侯先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和封建土地国有制的研究等都进行过深入的剖析。他自己也沿着侯先生的路径，力图对先秦社会史与思想史做出更为丰满的解释。他使我们时刻感受到侯外庐学派熠熠生辉。今天我们还能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保持对各种潮流的辨别力与定力，这是与刘老师的教诲分不开的。

刘老师教育我们对思想的研究要有开放的胸襟。把思想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对思想做出恰切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者们也走过一些弯路。如过份强调历史对思想的决定性作用，过份强调思想的阶级属性以及不同思想观点之间的阶级对立。对于这些不足，刘老师是认真思考的，并努力探索改正的途径。他认为思想离不开历史，但不是历史的附属品，思想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思想不可能没有政治属性，但这种政治属性与社会阶级的联系不会是简单的，它甚至可能不会与土地所有制等经济运动直接关联，而会与土地所有制等经济运动所衍生的政治制度有更密切的关联。他曾经对我说，应该更加关注思想与制度的联系，并将南开大学刘泽华先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引为同调。他曾以“天下为公”为例做过说明，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思想家提出“天下为公”，但不同时期它的涵义是不一样的。先秦时期，它针对的是分封制，倡导的是郡县制，这是因为郡县制下，人们施展才华的机会比分封制要广泛得多。中古时期，它针对的是察举制，提倡的是科举制，这是因为科举制比察举制要公平得多。刘老师也很重视梳理思想的学术史传承，力图让思想的原真含义更加清楚。他较早地尝试梳理孔子和老子的远古文化渊源，鼓励学生去做孔老思想传统的发掘，他自己也特别重视前诸子时代的思想研究，甚至对五帝时代也用功甚多。对于先秦思想中一些常见的概念，如阴阳五行、八卦、河图洛书，刘老师都做过非常悉心的梳理，力求找出这些概念在不同学派的运用特征。刘老师还意识到思想家在思考时，运用的资源既有学术资源，也有自然资源，例如“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至关紧要，大禹治水导致中国出现中央集权，跨入文明社会。他梳理了先秦诸子对于水的不同认识，发现从《尚书》到孔子、老子，对于水的论述角度有很大不同。这影响到在思想所上学的不少学生，他们在选择论文课题时，都很注意学术史这一角度。对于那些并不构成完整理论体系的社会心理乃至社会信仰，刘老师也很敏感。他发现狐狸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很独特，关于狐狸的精怪故事，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传说，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黄帝诞生白狐出现，大禹所娶涂山氏之女是白狐，周文王曾经得到九尾狐献书。可能中国古代的女性观念，既有女人是祸水的一面，还有另外一面。他说退休后要好好研究《聊斋志异》和狐狸精。可惜他退休不久就患有眼疾导致一目失明，没有完成狐狸精研究，令人遗憾。

刘老师教育我们要爱亲人、爱朋友，要热爱生活。在思想所上学或工作过的同仁，都会感受到他的关怀。跟他在一起，会发现他对你的一切都是真诚的，他是老师，又是亲人。我岳父母一直记得刘老师和师母陪同他们打过麻将，我的妻子记得在秋风瑟瑟中，刘老师带着他去拜会过赵世超、胡戟等先生，我的儿子记得刘爷爷带他去地矿院泡过温泉，并教他唱卡拉OK，跟他一起讨论周杰伦唱词的特点。与他在一起，你永远都是春风拂面。记得1989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我和刘老师在自习室聊天，我情不自禁感叹，我们所处的时代真是亘古未有，刘老师哈哈一笑，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是这么说的。直到今天，我依然记着刘老师对我的告诫，保持平常心，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努力不让自己被浮躁与浮华所迷惑，踏踏实实地生活和工作。

今年5月26日，在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师母郗老师打电话给我，说刘老师病了，想见一下面。5月28日，会议一结束，我即赶到北京中关村医院，见到了病床上的刘老师。刘老师跟我说，四月初他就查出了病，是食管癌。去年在西安多所医院反复检查，唯独忽视了食道部分。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感觉有好转，但回家几天又出现了问题，不得已又到了医院。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精神不是太好，他跟我说，他感到安慰的是：他两个女儿和侄儿都有出息，家庭生活和谐。在先秦史研究方面他有一帮志同道合的好老师好朋友，如徐中舒先生、李学勤先生、宋镇豪先生、詹子庆先生、赵世超先生、张广智先生、宫长为先生等等。在西北大学、特别是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师生群体对他都很有感情。又说他的女婿张兵打听到有一种实验疗法，他也愿意冒险，但是人家说实验者必须是75岁以下，他82岁了，不够条件。我听后悲从心起，安慰他癌细胞不可怕，可以与它和平共处。只要提高免疫力，提高精气神，就不会有问题。刘老师没有说话。在与刘老师话别后，师母跟我说，刘老师想安葬在西北大学南面的终南山神禾塬上，女儿刘宛已经在找地方了。

7月18日，我向刘宛询问刘老师最近情况怎样，刘宛说，情绪不高，体征还算平稳。不料次日早上7:30收到刘宛通知，刘老师于当日凌晨三点在中关村医院病逝，走时没有痛苦，平静安详。我瞬间就能感受到，刘老师离去，给他相亲相爱的亲友所带来的巨大缺失。这种缺失只有靠我们按照他留下的精神财富，踏实工作、认真生活，去逐渐加以弥补。他若看到他的生命之火在他的亲友身上得到延续，他一定会更加欣慰。而我们也将因为不时感觉到他依然与我们在一起而重新振作起来。

注：本文刊载于《西北大学报》第7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