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众多省部级老干部中，杨植霖是比较出名的一个。这主要还不在于他参加革命早贡献大——参加革命早贡献大是当时那一批省部级高官的共同特点。杨植霖的出名主要在他难得的“文才”，他出过几本诗集，特别是他主笔撰写的《王若飞在狱中》成为流行一时的革命传统教育读物，畅销362万册，拥有大量青少年读者，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正能量。这在他那一辈资深官员中可谓“一枝独秀”。          

       杨植霖出生在内蒙农村一个汉族家庭，曾用名王士敏。学生时期，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热爱进步文艺。1925年，他投笔从戎，参加革命，从当蒙汉抗日游击队大队长开始，多年在绥蒙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上世纪60年代，出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因他长期在高寒艰苦地区工作，曾受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褒奖，后成为西北局书记处专任书记,常住西安。

       “文革”初起，杨植霖是西北局“文革”小组长，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早期成员。这一时期，他曾在西北局农工部长李登瀛陪同下，来到西大，深入基层，听取意见。未见有秘书等人跟随，就这俩人，杨长脸、瘦高，李圆脸、矮胖，如同堂吉珂德和桑丘那一对著名搭档。当时，学校已经乱了，没有人接待，就在学生食堂东边不远处，临时搬来两条支床用的那种白条凳，两人坐下，围了七八个学生，他们也搞不清这两个领导模样的人是什么来头。我正好路过，目击了这个场面。我参加过几期“社教”，李登瀛是社教工作团总团长，来高陵县团视察时，我见过他。经李介绍，我方知与他同行者是久闻大名的杨植霖。我读过《王若飞在狱中》，现在作者就在眼前，我既好奇，又充满敬意，估计学生也有读过这本书的，自然对作者也会有好感。因此，对话比较文明，彼此客客气气，不像后来常见的那种“围攻”、“拼刺刀”。说来“文革”中出现在西大校园的人物，论位阶，习仲勋之后，就数杨植霖了。习是西大有人去洛阳绑架来的，在学生宿舍楼非法关押了些时日，周总理也曾过问并批评这种无政府行为。杨则是以地区“文革”领导人身份，来校视察，了解情况，来去匆匆，时间短暂。

       杨植霖虽曾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不久也落难了。劫后复出，任甘肃省委书记，几年后退居二线，有了空闲，就赋诗弄文，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1982年5月，我校牵头在止园召开全国唐代文学研究会时，杨植霖也从兰州赶来西安参会。这让我颇感意外，因为到会均为与唐代文学相关的教学科研人员，还有郭琦书记点名邀请的几位画家，像杨植霖这样的高官没有第二个。仔细一想，倒也在情理之中，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写诗了，一直没有断过，而且如同臧克家那样，是一个“新诗旧诗我都爱”的“两面派”，他研读唐诗颇有心得，所写旧体诗均严格遵循格律。他此时已年过古稀，我们不称官衔，呼他为杨老。这回他是低调参会，并未惊动陕西省委，我陪同巩重起校长去火车站接他，结果扑了个空。原来他在兰州车站误了车，只好搭乘下一班车到西安，来到止园已是傍晚时分。止园早年是杨虎城公馆，上世纪60年代刘澜涛住在这里，杨老常来这里议事或开书记碰头会，他应该很熟悉这个地方。随杨老前来的是他的年轻秘书罗小虎，小罗找到我，我们一起去服务台办理入住手续，我介绍了杨老的身份，安排了一套大房间，客厅如同一间小会议室，后来我们在这里开过几次小会，向杨老汇报情况，征询意见。与杨老一同来参会的还有甘肃诗词学会的袁第锐，也是一位常写旧体诗的诗人。甘肃诗词学会办有诗词选刊，止园会议期间新出一期，杨老指示给会上每人赠送一册，兰州有人赴京办事，顺便带了一批，让老袁到站去接，结果没有接上，又是一桩憾事。杨老这回真是出师不利。还有一事，也使杨老不快。甘肃来的两位学者，兰州大学的匡教授，甘肃师大的郑教授，都是古典文学名家。会议最后，拿出一个理事会名单，其中有匡，没有郑。郑便闹起来了，在止园院子稠人广众中大声嚷嚷，还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四川老乡郭琦书记。发生这种事，作为甘肃省老领导，心里不是滋味，低声对我说：“回去要给他们学校说说！”我想甘肃师大的校长书记也不会把这位任性的老先生怎么样。杨老悄然而来，陕西省委并不知晓，但到西大校内出席开幕式，毕竟要和莅会的马文瑞等领导人见面，他们自然要尽地主之谊，会毕返回兰州之事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杨老是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1988年调去北京，1992年9月回兰州参加“丝绸之路艺术节”期间，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1岁。据《人民日报》报道，杨老身后，将积蓄上缴党费，没有留给子女。在杨老的高风亮节面前，那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贪腐之辈宁不愧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