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很多青年根本无法想象，他们在政治课上死记硬背那些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曾经真的被一群人当作毕生的理想信念去奋斗和牺牲。”《觉醒年代》承载的不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热血，更拖带着那个满目疮痍的时代的悲凉，以及对于真理之光的苦苦探索。

钱理群教授曾说，目前国内的大学，包括一些知名学府，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熟谙社会规则，擅长利用体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百年前，《新青年》的知识分子正在为工人农民的切身利益想尽了办法。李大钊在躲避北洋政府追捕的同时，还在深入民间调研，看到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之外的小城、乡镇、村庄中存在着的大量问题，意识到坐而论道远远不够。与此同时，狱中的陈独秀也对当时的政权彻底失望，不想再做“精神界战士”。再次见面的两人不谋而合，从温和地探讨中国未来的出路，一致转换成一种更为激进的态度。这是《觉醒年代》的思想觉醒：打破“20年不谈政治”的允诺，将思想转化为行动——这是顺应历史逻辑的必然。大家一起示威吶喊，从实践层面走进大众，开办工农夜校，深入工厂演讲等。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或是儒家拥护者，他们都在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甘愿抛弃个人利益。剧中的陈延年是最让我感到悲戚的角色之一。陈独秀先生送延年、乔年去法国留学，在蒙太奇的镜头下，走向法兰西的道路和前往刑场的路不断切换，干净俊朗的脸庞交叠着满脸的血污，只有他的笑容从未改变，温暖、明朗，充满着光明和希望；他们的步伐从未改变，永远坚定刚毅。

当然也正如蔡元培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所提及的，当时的学生求学中也存在一个误区：学习是为了升官发财，追求高分只为拿到文凭。剧中这一价值观的代表人物便是北大学生张丰载，学习是为了将来清闲好做官，甚至为达目标，不惜出卖革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当中华民国不复存在，他所追求的这些价值土崩瓦解时，可能会陷入“存在的虚无”之中。“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这句话在任何时代都不陌生。如何对抗这样的“虚无”？陈延年从求学到参政的历程便是答案：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才能在个人与群体、社会中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觉醒年代》中的知识人多是如此。他们深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少超然避世，大多还是想投身到政治中，积极挽救末世危机。虽然胡适反对《新青年》从文化、学术期刊变成了讨论时事的政治期刊。但在他任主编期间，还是大量发表了导师杜威的文章，主张应向西方自由主义学习救国之路。又如鲁迅，虽然他鲜少参与实践政治活动，但通过文学作品针砭时弊，也是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放在百年后的今天，时代更迭，青年依然可以在新时代中寻找到个人实现普世价值的途径。在互联网公司开发技术、创作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在学校潜心钻研学问等等，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用兢兢业业的工作实现着爱国所指向的最终意义——中国社会更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觉醒年代》是送给年轻人的一份精神礼物。剧中，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陈延年等一众知识青年满腔热情成立工读互助社，但最终却因经营不善难以为继。大时代中的青年或有冒失、冲动的一面，但他们也恰恰代表着新生力量“敢为”“先为”的探索精神，在现实困境中左冲右突，迸发出独属于年轻人的耀眼光芒。

尼采说：我憎恨狭窄的灵魂，那些灵魂既不生善，也不生恶。在呼唤爱的时候躲避爱，在呼唤善的时候躲避善，终究还是一个狭窄的不透光的灵魂。

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一代代青年奋发图强，砥砺前行。个人的背后，永远有家国，每个人的奋斗，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永远在光明之中。或许这就是《觉醒年代》之所以能火爆出圈，并被我们久久怀揣在心不忍放下的最大动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