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梢带来一片海，沉没西安的风里。在祖国中央的长安，我想着青岛的那片海。

几日前母亲寄来一箱鱼片，打开后扑面而来一股潮汐味儿，把我卷进故都的回忆。

以前坐公车转悠，穿过海平面以下82.81米的隧道，沿环岛西路，走到陆地最终端的海岬，就到了鱼鸣嘴，一个小渔村。

传说每到渔汛的时候，在深蓝色的海底，黄花鱼和黄姑鱼在水下窃窃私语，信息的泡泡浮上海面，让渔人听上好一阵。村里的渔人说，以前打渔的时候，鱼鸣绵延数百里，他总要边听边笑，好一会儿才想起来下网。深处的鱼上到浅水，就会浑身无力。渔人用皲裂的手往箱子里放坚冰，不然，鱼易腐坏，不能送到远方。“现在的鱼，没有从前味道好了，个头也不大了，捕不着啦。”

故乡称呼渔人为“鱼佬”。他们常年吹在青岛的风里，看不出年纪。他们用干枯的手抚摸皱纹，阳光暴烈，海风硬冷，渗透进他们的肩胛骨，和我讲话的鱼佬让我想起舅舅，同样精瘦且黝黑。

从前是多久从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可以是21世纪初的那几年，鱼并不少，黄花鱼和黄姑鱼在产卵时张嘴齐鸣。

我还记得与同行人坐在石头上，看鱼佬从船上下鱼。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下鱼的场面，一垛又一垛的鱼，将它们金色或银色的鳞堆砌在一起，波光粼粼，比海面还晃眼。鱼佬的甲板随着海浪浮沉，他吼自己的伙计手脚麻利，鱼佬彪悍的口音在强硬风浪里塑造，声声逆风，多以去声，像往常他们在生死计较里挑战自然，留给海神一个勇敢的回答。“这几年打上来的越来越少了。”鱼佬点上了烟，“过两年这里就只有渔家乐，或者水产养殖了。”难以言喻的社会进化规律在鱼佬生活里发生。鱼鸣嘴用不了多久也会消失，毕竟已无鱼可渔。“海资源少了，赚不了几个，还怕搭上命，儿子住进新楼咯，不用吃这些苦。”鱼佬的烟头明暗交替，像是说给自己，也想说给海——他的良田，他祖辈的墓地。

沿着路，可以完完整整地逛一圈鱼鸣嘴。渔村总有一个标志——红旗，家家户户在屋顶上插上红旗，判断风的来去，指引航海的方向。以往遍地可见的海草房已屈指可数，屋顶用特有的海带草苫成，堆成一个厚厚的尖顶，古朴厚拙，宛如童话世界。海草房冬暖夏凉，以石为墙，海草为顶，百年不腐，是最具胶东民居特色的老房子。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夏天的太阳晒不透，冬天的寒风也进不来，给世世代代渔人烟火慰藉。

坐在海边，身后的炊烟袅袅升起，眼前的景总让我想起王绍波的《渔歌》，男人们像耕作一样收获渔粮，身后是金黄的夕阳，落下的那抹夕阳像是渔歌的终曲，一代海的记忆也即将消失殆尽。我想着那个传说，那个在海边眺望远方，直至变成石头的女人，世间这些是否值得。海风温柔，却也锋利，在海浪的欢歌里，我在大陆和海水间伫立。王小波在《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里说，“太阳初升时，忽然有10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着,10万支蜡烛。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然后10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我忽然泪下如雨，但是我心底在欢歌。”

海边的人，或许很少没去挖过蛤蜊，撬过海蛎子，捞过海蜇，海里的东西不尽，涨潮会带来新的馈赠。鱼佬说，儿子在今年冬天会把他接进城，这里的老房子也要拆迁，像他一样往生命的尽头挪动。

他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