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戏曲爱好者，尤其酷爱流行陕甘一带的家乡戏秦腔。早在上中学时，我就开始关注秦腔剧作家马健翎，后来写了一些有关马健翎的文章。近些年，同为秦腔剧作家的老校友袁多寿又引起我的极大兴趣。这两人同在一个戏曲单位，都是成绩卓著的编剧大家，但是命运不同，差异明显，却又殊途同归，难分难解。

马健翎是陕北米脂人，早早投身革命，以创作革命现代剧著称，是毛泽东倡导的“新秦腔”的忠实践行者，毛曾亲切地称他“美髯公”（他蓄着大胡子），还替他改过戏名（《国魂》改为《中国魂》），边区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从延安到西安，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马健翎大红大紫，一身荣耀。

袁多寿是关中澄城人，生于西安，在城固上的西大法律系，与后来担任台湾大法官的张金兰同班，1940年毕业后曾短期为“国军”服务。就因此，他在解放后背负“历史问题”的包袱，内部控制使用，度过漫长的暗淡岁月。

从民众剧团到陕西戏曲研究院，马健翎是创团建院的元勋，是这个著名戏曲团体的主宰者和绝对权威，剧院上上下下当面背后均尊称他“马院长”。袁多寿虽是法律科班出身，却无意于仕途，也放弃了高校教职（曾任省商专和西农讲师），转而全身心投入他喜爱的地方戏曲事业，1941年及1948年两度为苏家的三意社操刀编戏并协理剧务，解放后转辗来到省戏曲研究院，成为马健翎麾下一员。虽然组织上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毕竟他学历高、文化深、能力强，院里人对他还是很尊重的，习惯称他“袁先生”。马健翎则秉持“戏比天大”的行事准则，向来以爱惜和吸纳戏曲人才著称，对编剧奇才袁多寿更是格外器重，视其为自己艺术创作上的左膀右臂。在长期的合作中，他们互相吸收，取长补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分彼此。

但是，大红大紫的马健翎在1963年后却变“黑”了，被挂在“文艺黑线”上，遭受严厉批判。一向尊贵的他，哪里承受得了，想不通“党为啥不要我了”，绝望之下，于1965年10月18日自我了断，只活了58岁。而灰色的袁多寿，隐忍度日，夹着尾巴做人，倒捱过古稀之寿，于1991年2月23日悄然离世，享年73岁。

马健翎的冤案于1979年3月平反昭雪，黑色褪去，赤红复现，仍是受人敬仰的一代革命剧作家的杰出代表，曾为党的戏曲改革事业建立不朽功勋的先驱，省戏曲研究院立起一座马健翎的全身雕像以为永久纪念。我写于1962年的评论马健翎现代剧作的文章，压了十多年，在他平反前夕发表于西大学报。袁多寿并未戴什么“帽子”，不存在平反问题，他的“历史问题”早已做了结论，但是仍然灰头土脸，红不起来。他满腹委屈，死不瞑目。直到20年后，经袁的子女提出申诉，知情者提供证据，院方认真调查研究，弄清了一些事情的真相，终于得以还袁多寿一个公道。许多事情难免与马健翎有所纠结。

记得当年傅庚生教授看过马健翎的戏，私下对我说“戏很感人，就是略输文采”。我为之辩护，举出《游西湖》“鬼怨”那段唱词还是很有文采的。后来听说，那段唱词是经过袁多寿润色修改过的，我心想：怪道和马的风格不一致。现在有一种说法，整个《游西湖》剧本就是袁多寿执笔写成的。

根据80多岁的剧院老人王小民（演员出身的导演）新近发表的文章，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游西湖》据明传奇《红梅记》改编，有“人”和“鬼”两个版本。马健翎出手搞了个“人《游西湖》”（即李慧娘未被杀死），上演后被观众和专家否定了。1956年的一天，省委二把手赵伯平亲自到剧院指示，要搞“鬼《游西湖》”（李慧娘被杀死成为鬼魂），按说这一任务仍应由马健翎来承担，但赵怕马一时转不过弯来，要让别人来搞。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到袁多寿手里。袁深感此事微妙，越不过马健翎，便去马常住的常宁宫，向马打了个招呼。马得知此情，火冒三丈，立即回到剧院问罪，听说是省委老赵书记的指示，胳臂扭不过大腿，只好把这口气咽下。剧院遂决定由马为首的四五人参与修改，仍由袁多寿执笔。袁是编剧快手，很快拿出初稿。此时有个当事人出场了。小演员王大为（“文革”初我曾结识此人），与袁关系密切，王常向袁请教一些文化知识，也帮袁做一些杂务。这天他看到袁书桌上摊着一大堆写好的稿纸，就问“写完了吗？”袁说“完了”。王手脚麻利，当即收拾写好的稿纸拿去打印。打印室问作者是谁？王回说“袁先生”。剧本打印装订若干本，王拿去分发相关人士。于是，惹起一场风波，被认为是一起“严重事件”。最后，将发出的本子全部收回，撕去印有“改编袁多寿”的封面再发下去。这个“鬼《游西湖》”排演后大获成功，成为盛演不衰的保留剧目。1959年，《游西湖》剧本正式出版，1980年再版，署名均为马健翎等四人，却没有执笔者袁多寿的名字。2006年建造的马健翎雕像，仍将《游西湖》作为马健翎的代表作刻在上面。直到2011年，《袁多寿剧本选集》出版时，才在《游西湖》的改编者中添上了袁多寿的名字，遗憾的是仍未注明是袁“执笔”。

王小民老人的文章题为《谁是〈游西湖〉这坛美酒的酿造人》，结论是：酿造《游西湖》这坛美酒的大师傅，是众人敬爱的袁多寿先生，绝对没麻达。

据《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志》记载，老校友袁多寿一生创作和改编的剧本有：《簪影剑光》《风云儿女》《郑成功》《白蛇传》《春秋配》《蛟龙驹》《宫子奇》《燕燕》《一剑千秋》《安安送米》《钟离剑》《釵头凤》《桃花扇》等10余种，参与合作的则有《游西湖》《白玉瑱》《蟠桃园》《老鼠嫁女》《法门轶事》《月亮潭》《让水》等多种。广为传唱的“西湖山水还依旧，憔悴难对满眼秋”（《断桥》），“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鬼怨》）以及《周仁回府》的一些精彩唱段，都出于满腹经纶的袁多寿之手。为人称道的“鬼怨”一场，意境凄美，秦腔舞台罕见，乃袁先生受到苏联电影《萨特科》和我国早期电影《夜半歌声》的启发而设计的创新之作。

红花虽好，也须绿叶扶持。排除莫须有的政治因素，马健翎和袁多寿应该是红花和绿叶的关系，他们相得益彰，相映生辉，都是剧院的“匾牌”，秦腔史上的不凡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