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复习考博，开始与恩师彭树智先生书信往来。虽然我先后在宝鸡师范学院（现宝鸡文理学院）、湛江师范学院（现岭南师范学院）和华南师范大学工作，也曾远赴美国圣约翰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和拉脱维亚大学访学、做博士后和工作，其间转战亚美欧，搬家不下18次，但彭树智先生的22封珍贵的来信以及2份学位论文（硕士和博士）指导意见始终伴随着我，完好无损。书信中清隽秀雅的小楷笔墨、情真意切的关怀和叮嘱，令我每看一次，都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工作调动

博士毕业前夕，彭先生建议我留校，与同学李利安一起将西北大学南亚史博士点建设起来。但由于我读博期间定向宝鸡文理学院，于是先回了宝鸡文理学院，后来又南下湛江师范学院。在此期间，彭先生一再努力，想通过各种渠道使我回到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一是通过做博士后回西大，但因同一学校专业的毕业生不能回到本校做博士后而作罢。二是通过调动回西大。在1995年1月10日的信函中，彭先生督促我争取早日回到西大，并派王铁铮老师亲赴宝鸡文理学院交涉。我南下湛江后，彭先生在信中说，虽然我选择南下湛江，但仍可作为中东所不在编的研究人员，为南亚史的建设做贡献；如果我以后情况有所变化，愿意回西大，他还要努力为我打开大门，并转抄苏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春泥，春泥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以作纪念。

北京大学和暨南大学也曾想调我过去，但也因种种原因搁浅，最后我落脚到了华南师范大学。彭先生一直牵挂、跟进我工作调动一事，并为我写推荐信。2008年经过面试、试讲、笔试等环节，我终于调到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英语系任教。在2009年1月13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你在华南师大通过各种程序，实属不易。我想，你会珍视此机遇，上好课，在教学岗位上站稳脚跟，开辟人生一个新天地。在科研上，又有专著和译著，可喜可佩，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结合教学，积累成果，待以时日，有更好著作问世。我远在北国，却时刻惦念着、期望着你。”在2010年1月8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你的工作安定下来，使我久久埋在心头的石头落了地，我和王老师终于放下了心。我们相信你会在学术上因此而获得一个新的生长点，在此生根、开花、结果，创造一个新天地。”

著作出版

彭先生多次督促我出版博士学位论文，并多方联系和推荐，包括征稿推荐、出版社推荐、文库入选、申请基金等。在1994年10月12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我已按《征稿启事》规定，写了郑重推荐意见，你可抓紧时间申请。”在1995年1月10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学位论文应设法早日出版，时间一长，更加困难。事在人为，多多设法，宁可牺牲一些，出书价值不可以金钱计，它会发生长远效益。”

在1997年5月6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接读函后，我即去函给三秦社齐相潼社长。我在信中说明你的书稿质量及情况，请他帮忙。如有消息，我即告诉你，以求尽快出书。”在1997年6月14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今天收到三秦出版社的信，大意是：（1）《尼》稿未及时安排出版，不全是经费问题，主要是上级部门要压缩三秦社的出版范围，限制外国史选题；（2）因我亲自过问，社长与总编商议，决定补报此选题；（3）如选题被顺利批准，又有1万元经费补贴，社里会尽力照顾，安排出版。”在1998年4月9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你的书稿，三秦不出版的理由是存在的，但不是绝对不能。已经如此，只好这样。所询博士文库入选很难，需要我帮忙处，望来信。”

后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终于在1999年1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硕士学位论文出版时改名为《尼赫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出版时改名为《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并补充了一个3万多字的附录《历史交往概论》，彭先生写了一篇长序。在2000年3月6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寄来的两本书及信函收到了。我以特别高兴和欣慰的心情，翻阅了你的两本著作。说老实话，你的著作的出版，在我看来，甚至比我的著作还多一份兴奋的心情。这是我这几年一直牵挂的事。我不仅是从已出版这两本书的角度上讲的，而是从学术史上看这两本书的。南亚研究太滞后了，既欠史著，亦少理论。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交往理论应该从哲学深化入历史了。你的《历史交往概论》虽然概括和初步，但颇使人鼓舞。我在为《帝国丛书》的序言中，已从一个角度具体化为‘文明交往’。师生关系是人类最真挚的交往关系，从你的后记中也充分体现这一点。”

学术研究

彭先生鼎力推荐我参与三秦出版社《世界十大系列丛书》的撰稿写作，包括《世界十大皇帝》中的“阿克巴大帝”，《世界十大女王》中的“章西女王”，以及《阿拉伯帝国》《莫卧儿帝国》《世界十大探险家》《印度人》，并十分关心我的科研动向，悉心指导我的学术研究。在1997年8月12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寄来的《章西女王》及《阿克巴大帝》二稿及附函都收到了。据我所知，你是第一个交稿的作者。我从来函中得知，你经过反复修改而成此二稿的，而且字迹整齐，是认真下功夫的。这次我为慎重，约陈振昌、黄民兴及陕师大的白建才3人为分册主编，让他们为我分担改稿工作。我总想把这类普及世界史知识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奉献给读者一些品味高和有利知识结构的书。”

在1997年9月25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你能在每年持续发表5篇文章，说明科研生长点根深叶茂，科研意识旺盛。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员的生命线，它是在科研意识促动下，在科研生长点上结出的。教学不忘科研，要双翼起飞，才能双收，学问和方法在‘结合’之中。教学科研，贵在结合，结合则两利，分离则两害。”在1997年后11月11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南亚研究季刊》已收到。我的序中关于‘政治交往’看法尚未展开，今后在你的研究中，可对此就‘尼’+‘甘’二人的政治交往做些具体、有创意的分析，会使此课题有新的角度，从而超越西方及印度学者。‘尼’‘甘’二人在这方面是很典型的，是政治交往中的很有价值的个案，也有现实意义。”

1999年3月，中东所要编《中东南亚研究》（论文集），彭先生来函向我约稿。在1999年3月30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稿子已收到，即编入《中东南亚研究》。得知你已成为历史哲学所副所长，甚为欣慰。继王铁铮、肖宪、孟庆顺之后，你是第四个副所长了。望办好此所，为历史哲学创新路。《阿拉伯帝国》的兴衰，似可用历史哲学观点来写其内部与外部、政治及经济、军事及文化、社会生活和宗教诸多交往关系，使之融入历史哲学课题，与历史哲学挂钩。换一个角度，会有创新之处，不妨一试。”

在2004年6月15日的信函中，彭先生写道：“获悉你已获准去印度尼赫鲁大学进行九个月的《尼赫鲁与中国》专题研究，感到十分欣慰。这个课题很实际，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据我所知，尚无专著在国内出版；此专题也是你关于尼赫鲁研究的深入。祝顺利成行，并取得硕果！收到《圣雄甘地宗教哲学研究》（注：美国圣约翰大学博士后课题成果）一书。说实在话，看到你的科研成果面世，我比自己的著作出版还要高兴！你勤于动手，每耕耘一处，必求收获，这种勤奋加求实的科研精神，是很宝贵的。我希望在《尼赫鲁与中国》课题中，能运用一下‘文明交往’视角，从中印两种不同文明之间交往关系的深层处，试探其应用程度，看是否有新的理论发现？可翻翻《文明交往论》，结合课题实际，从国际关系上得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见解，以避免目下‘跟外国人论点是从’之弊。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自得之见’太少了！”

文明交往

2014年6月-2023年10月，我在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任中方院长近10年，期间通过电话和信函与彭先生联系。在2021年11月8日写给彭先生的信函中，我汇报了这几年在孔院的工作情况，也汇报了忙里偷闲坚持甘地研究和印度研究的成果。彭先生在他的新书《印度史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5月）中以《来自波罗的海滨里加城的书信（片段）》为题附录了这封信，并附记：“劝余来鸿，情意深长，读后感到往事宛如烟云般泛浮脑际。疫情阻隔，书信迟到，不禁令人回忆起唐代元稹《酬乐天叹穷愁见寄》诗句：‘老去心情随日减，远来书信隔年闻。’人生苦短，书路漫漫。愿劝余笔耕不辍，为人类文明交往增砖添瓦、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9月27日，我收到彭先生寄来的一封信和一大箱书，包括《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印度史存稿》、《老学日历》、《京隐述作集》（一）《文以载道》、《京隐述作集》（二）《史以明道》，还有《自制书签》、《掌文日书》跋、《文化教育传播史书三评：旷然宜真趣，道与心相逢》、《九秩说“九”：读尚文有感》。彭先生今年93岁高龄，竟然拎着这么重一大箱子书，步行20多分钟，去邮局邮寄，令我热泪盈眶！彭先生写道：“读尚劝余《一朝中东所人，一生南亚史情》长文，深感此文反映了他是由‘历史交往’到‘文明交往’再到‘文明交往自觉’的全过程实践者和研究者。更可贵的是，他赴北欧拉脱维亚这十年成果辉煌。正如他自己在《拉脱维亚：中国语言文化传播史稿》这部长达556千字巨著序言中所说：“本书是文明交往论的践行成果”。“我有5位印度史博士研究生，只有你一人的名字是19画，我称之为‘19画生’。这与拟议中要出版的《九秩说‘九’》相通，所以把这篇列入该书。说来也巧，我的别名‘京隐’也是‘19画’，可称为‘19画师’了。‘九’为整数之极，一以贯之的师生之情谊，也是文明交往之本意啊！”

本文原载《西北大学报》第8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