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秋光漫过甘南舟曲的山塬时，总带着山野特有的清冽。立节乡北山村蜷在白龙江的臂弯里，几十户农舍依着陡坡随意散落，不少土墙已经歪斜，茅草覆顶的屋檐在风中轻轻颤动。当最后一抹夕阳隐入群山，整个村子便沉入深沉的夜色——那时尚未通电，唯有我们勘察队的煤油灯，在窗纸上映出一圈暖黄的光晕。

我们这支六人地质工作队在此驻扎已近两月。每日踩着晨露上山，测绘仪的三脚架支在松动的岩土上，铅笔在图纸上沙沙游走。探坑里新翻出的褐红黏土还带着地气的湿润，罗盘针指向那些已经滑移的屋脊和歪斜的羊圈。老乡们常蹲在勘探点旁默默看着，偶尔递来一锅刚烤熟的洋芋，黝黑的脸上漾开淳朴的笑纹。

收工后的夜晚最是漫长。同事们整理完资料后，便围着方桌搓起了麻将。我独坐在窗边的条凳上，就着煤油灯写些小诗。这时老乡会端来自酿的青稞酒，粗瓷碗里漾着微浊的液汁，散发着五谷发酵后特有的醇香。兴之所至，便在笔记本上写道：

白龙江畔秋意浓，

测滑棱镜沾草茸。

昨夜梦见小女儿，

笑问山里可有熊？

那个惊魂之夜来得突然。炉火封得太严，煤气悄然弥漫。天亮时分，是村里的文书最先察觉异常，急叫他媳妇端来满瓢浆水。“快灌下去，”他焦急地催促，“这个能解毒。”清凉的浆水顺着喉咙滑下，带着淡淡的酸涩，果然让昏沉的头脑渐渐清明。

进县城采购的日子最是难熬。返程时背着沉重的仪器零件，沿着陡峭的山路蹒跚而行。乡长遇见，朝远处喊：“姑娘，来帮帮科学院的同志背点东西。”那姑娘踟蹰着走来，身上一件深红色薄棉袄已经洗得发白。她默默接过两个袋子，始终低着头走在前面。

直到转过山弯，她忽然轻声问：“老师，兰州是啥样子？”我说起黄河边的垂柳，说起大学里的图书馆。她渐渐放慢脚步，深红袄子在风中簌簌作响：“我想去看看。”山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在县城看见穿呢子大衣的女生，真好看。”说着羞赧地低下头，手指不自觉地绞着衣角。

那些日子，煤油灯的光晕里，有地形图上密麻的标注，有同事们麻将桌上的笑语，也有我写给妻女的诗句。当最终的勘察报告装订成册，北山村的滑坡治理方案里，不仅凝铸着严谨的数据，更浸润着那个秋冬收获的温情。

30载倏忽而过，想必电网早已覆盖群山，那姑娘该已走在她向往的都市街道上了吧。那些在煤油灯下守候大地的日夜，那些质朴如岩石的情谊，始终是刻在生命年轮里的印记。每当秋岚再起，总会想起白龙江畔的北山村——那里不仅记录着滑坡运动的规律，更封存着一个时代特有的诚恳与守望。（注：本文原载《西北大学报》第85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