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罗健夫同学是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物理学系的，1960年毕业。在二年级时，全年级由4个班合为3个班。我所在的丁班被撤后，被分到罗健夫任班长的甲班，并且有幸和他同住一间宿舍，我住架子床的下铺，他住上铺。一年后，因为宿舍从平房搬到新建的楼房，我们才分开。四年级分专业（当时叫专门化）时，我俩又同分在原子核物理专业。

1960年毕业后，我们一同留校。那时候困难时期开始，原子核专业被撤掉，我俩分在不同的教研室，从事不同的课程教学。两年半后，罗健夫离开西大，去了826所（由于隶属关系不同，是771所之前某段时间的称谓），即今日的骊山公司，从事芯片事业工作。1968年，我去该所学习半导体芯片制作工艺，也时不时和罗健夫见面，有时也去他家。后来听说罗健夫去北京治病，他回临潼后，我们几位同学去看望过他一次，不久他突然去世了。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他的言行举止，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58年，我们班被分到西安南郊“丈八南村”深翻土地，每天运土的工作量很大。罗健夫每天都在架子车前驾辕拉车，那是最重的活。我们在后边推车的人，看到罗健夫的肩膀都被勒红了，相争要替换他，他总是执意不让。每天晚饭后，大家人困马乏，躺下就一觉睡到天亮。而罗健夫却还要与村干部总结当天的工作，商讨第二天的任务。他睡得比谁都晚，第二天早上，又起得比谁都早，去准备第二天的工作。当时我们都理解不了，他哪来那么大的劲儿。终于，在罗健夫的领导下，我们班很快完成了深翻土地的任务。

在我们大学学习的4年中，一年级反右，二年级大跃进，三年级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下厂下乡，四年级“三年困难”开始。那时，开会多、社会活动多，上课的时间被大量压缩，然而，老师上课的内容却很少减少。一节课下来，内容量极大，甚或两节课就是一章内容。因此，我们课外自学压力很大。罗健夫因为是部队下来的，高中知识不足，加之他又是干部，开会、活动占去了他很多时间，比我们更紧张。但他无怨无悔，默默承受。

罗健夫学习很刻苦。晚饭后，他就去资料室或教室学习。晚上下自习后，我们回宿舍睡觉，他的床铺是空的；早上起床铃响，他的床铺还是空的。什么时候回来休息的，什么时候起床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虽然同舍，但都不知道。那时，我们的宿舍，晚上睡觉不关门，因人多（8人一间）要空气流通。有天晚上，我突然睡醒，大约十一点或十二点左右，月亮照在门前，突然一人走到门前，弯腰脱下鞋，轻手轻脚进了宿舍。我一看，原来是罗健夫,他小心翼翼地爬到上铺休息，在下铺的我连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对我震撼很大,这就是作人。星期天，罗健夫几乎都在教室里学习，我们从未见过他上街。

罗健夫生活很俭朴。我和他同班三年，什么时候，他都穿着那身洗褪色了的军装，从未见过他穿其他颜色的衣服。他的被子叠得像豆腐块，非常整齐。床上铺的、盖的都很单薄，生活很简单。他很重视锻炼，不管睡得多晚,早上他都比别人起得早去锻炼。他的意志很坚强，三年来天天如此。冬天，他常用冷水擦身，结实得像铁人一样。

我们在826所学习的那段时间，一次到他家去，关门后，发现门的背面贴了一张作息时间表。早上何时起床，何时到，何时洗漱，几点到几时早餐……晚上几点到几点学习，何时睡眠。我好奇问他这是谁的作息时间表，他说这是他为女儿订的,我说：“这是孩子啊!你咋一点给孩子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他笑了笑。我自觉体会到，这是他自己严格律己的品质在对孩子要求上的体现。

罗健夫从北京看病回来后，我们几位同学去他家看他。他手握拳顶在右肋下,表情很痛苦。大家问他：“北京医疗条件比西安好，咋不在北京把病治好再回来？”他回答：“我的病就这样啦,再用药都是对国家的浪费。”听后，大家思想很沉重,知他病很重，但也没法问他是啥病。回来的路上，大家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以后不久,听说他去世了。作为同班三年同舍一年的同学,我十分难过。人是那么年轻,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和罗健夫相处年月里，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不禁凄楚悲然!

我们大学时代,运动多、开会多、社会活动多,牺牲了很多课堂学习知识的机会,是个终身憾事。但是，正如毛主席的教导，事物是一分为二的，我体会有三点：

一是我们下厂下乡，接近工、农，知道怎样种田，怎样作工，知晓他们想什么、要什么，这对我们思想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课时的窄缩，锻炼我们自己学习知识的能力；

三是经常参与实践，提高了我们的动手能力。

罗健夫的一生，在这些方面体现得很全面。他虽然早早远去了。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位严于律己、事事表率的优秀共产党员；一位俭朴、不惧困难、刻苦钻研、实实在在的业务干才；一位行坐有方、一身正气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罗健夫同学虽然远去我们多年了，但我永远都缅怀他！

本文原载《西北大学报》第8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