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张先生不仅是我的恩师，也是发现我、培养我、帮助我走上中日文化交流与东亚考古研究道路的伯乐。

二十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内学术界逐步恢复与国外的交流。当时，能够使用外语直接阅读国外专业资料、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教师还不多。张先生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明确提出：“我们要培训我们自己的外语人才。”在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西北大学开设了教师英语培训班和教师日语培训班。我也参加了教师日语培训。

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傍晚，张先生特意来到西北大学教职工宿舍“半边楼”二楼宿舍找我。先生告诉我，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吉川忠夫先生即将来西安访问，希望由我负责接待，并陪同吉川先生参观文物古迹。张先生郑重地对我说：“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日语，西北大学要培养自己高水平的外语人才。”

在陪同吉川忠夫先生参观考察的五十三天中，我一面承担接待和文物讲解工作，一面利用与吉川先生朝夕相处的机会学习日语。在吉川先生离开西安前一天举行的送别活动中，他亲切地对我说：“小王，我觉得你的专业基础打得很扎实，请你抓紧学好日语，以后有机会我请你赴京都大学留学。”张先生和吉川先生的两句话，成为我学习日语的最大动力。第二天，我便前往西安东大街新华书店，购买了一套上、中、下三册的《日本语》教材。

当时，西北大学虽然已经与京都大学建立了友好关系，但两校之间尚未建立人员互换交流协议。1986年3月22日，我前往日本同志社大学留学，师从日本考古学家森浩一先生，开始系统学习日本考古学，并进一步开展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和东亚考古研究。

我赴日本学习以后，先生仍然关心我的研究和成长。回国后，我继续从事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丝绸之路考古和东亚考古研究。此后几十年，每逢春节和重要节日，我都会前往先生家中拜望，向先生汇报近期的研究、考察、教学和学术交流情况。我曾向先生汇报自己关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考古新发现的研究，也曾汇报系列学术讲座的情况。先生总是认真听取我的汇报，并就有关问题与我交谈。我每次拜访，原本只打算稍坐片刻，但谈起学术和学校往事，往往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有一次拜访时，先生签名赠送给我一部新作《不舍集》。先生到了晚年仍然坚持读书、思考和写作，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也成为我在治学道路上努力学习的方向。先生曾当面对我说，做学问一定要躬身力行，不能依靠和借用学生的成果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先生九十四岁时，仍亲自起草纪念张载诞辰一千周年大会的研讨发言。

先生在学术上严谨认真，在与学生相处时却十分谦逊宽厚。他不喜欢别人对他作过高评价，也不愿意接受超过实际的赞誉。2021年2月10日，我为先生书写了一副春联：上联：志赋美德立天地；下联：福润世代定乾坤；横批：德高望重。先生看到“德高望重”四个字后，认为评价过高，没有让我们把这幅横批张贴起来。

张先生曾以“春草”自况。他认为，春草虽然不是参天大树，但人间需要充满生机的春草。如果世界上没有春草，世界就会变得十分单调。先生从不以“大树”自居，也不愿接受超过实际的称誉，而是愿意把自己看作一株普通的春草。春草不以高大示人，却能在严冬之后重新生长；春草不争一时声名，却能年年新绿，遍布大地。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和研究，培养学生，提携后辈，推动西北大学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他所做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为了个人声名，而是为了使学校有人才，使学术有后继，使一代又一代青年能够继续成长。（作者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