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根据我们这里的经验，四年，包括论文答辩。

有人拿前辈学人季羡林先生为例，说季老著有《留德十年》一书，他在德国十年才取得博士学位。这个例子不确，他之所以留德十年，其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亚道路中断，他才于1946年回到北平，应北大胡适校长之邀，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建立东方语言学系。我，这一年的秋季考进北大哲学系读书。我在学校图书馆看书，有时见到季先生从这里进出。时至1948年秋，北大图书馆走廊上堆满了木箱，约有数十个，这是胡适先生准备离开北平去南京带的藏书和著作。是不是带走了，不得而知。

1952年春，我从清华大学来到西安，应西北大学之聘，被聘为讲师。聘我者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大学第一任校长侯外庐先生。我到西安第一天，西大校办主任高扬同志(北师大毕业的)告诉我：侯校长到省上开会去了，晚上才回校，第二天见你。高扬同志说：“侯校长听到你能来西大的确实消息，他很高兴。他说，你是他真正听课的学生。1948年新中国建立前一年在北大文学院你听过他的讲课。”是这样。1948年冬，民主党派的前辈先生们已从东北来到北平(即后来的北京)，外庐先生在北师大历史系任教，从此与白寿彝先生成为终身好友。外庐先生同时还在北大开一门课：中国思想史。第一堂课，我还记得，讲题是：《鲁迅先生的笔名》。我听后心里想：侯先生的考证很严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不久，外庐先生被国务院任命为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外庐先生邀在北大听他讲课的学生们到西大来做教师，无人响应。我愿意来古都。我到西安的第二天，他见我，说的话几十年过去了，今天还记得。他对我说：“你来西大，我很高兴。你在清华读过研究生，西大聘你为讲师，不做助教。讲师顾名思义是要讲课的。”他对我说：“你到西大来，讲的第一门课是：逻辑学，给法律系的调干生开的，学法律，要学好逻辑学。给你一个月准备，可以吗？”我的回答是：我试试吧。准备了一个月，我来西大后上的第一门课就是给法律系同学(调干生)讲形式逻辑课。外庐先生曾经到教室来听了我的一节课，我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可以；不过，讲形式逻辑，你给同学举的例子，与形式逻辑三大规律的联系，还可以扣得紧一些。”

几十年来，在大学，不论在西大，还是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在清华，没有不讲课的。我喜欢讲课，讲课我不烦，我从来没有要求只做研究、不讲课的工作。这一点请同学们向我学习。

我的教学工作，得力于两个方面。

第一，我的语言训练，南方腔的普通话，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已成型。我能讲重庆话，和同学接触，讲川语，绘声绘色。同时，很早我就能讲普通话。几十年的教师生涯，语言的训练是很重要的。要求熟练地讲普通话。

第二，我是学哲学出身的，而哲学和逻辑学分不开。我讲课注意逻辑性，这是必要的。

怎样对待教学任务？不挑不拣，特别是刚做教师时，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

教师要讲的东西，并不都是在大学时学习的，也未必都是自己愿意讲的，到新的工作岗位，随时有新的要求。学校要你做，你不能不做。在西大，外庐先生没有干太久，就调到北京去了，准备成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西大校长名义上由他挂着，来了新的党委书记刘端棻同志。有一天，端棻同志对我说：“岂之同志，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教育部来公函，要求各高等学校开出一门新课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教材是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像西大这样直属教育部的大学，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开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课，你能不能打个头阵，开出这门课？”

我回答说：“我答应承担开出这门课，准备三个月。”

教师在大学要开多门课程，这个要求并不高，开出的课程不必都是自己在大学时学过的只要有了一定的材料，自己对这些材料加以学习，提炼，就可以形成讲稿。至于讲苏联共产党(布)简明教程也不难，材料是现成的，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个中译本，还有苏联对外文化出版社编的华语《列宁选集》(两卷集)。靠这些材料加以组合，就可以讲出苏联共产党(布)简明教程这门课来。如果有人问，你喜欢讲这门课吗？回答是，不喜欢，因为我不想研究苏共历史，我想研究的是中国历史与思想史。

在座的研究生同学们，你们将来到大学教课，有些肯定不是读博士时就很熟悉的，到那时自己再加以组织，就可以开出新的课程来，这并不难。

关于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手头有两本《列宁选集》，有《斯大林全集》，有《苏联历史》教材各一本，这样，我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准备好讲“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课程。同学都能听懂。当然，我并不喜欢这门课，因为我的专业应当是历史学中的中国思想史。到大学教书，不能每门课都是你喜欢的，你不喜欢，也要教。

人，在生活中有不少事不由自己选择。我想讲中国思想史课，没有机会，要我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怎么办？服从学校的决定，心想，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开出中国思想史课程，不在一时，往未来看。

一直到1962年，因社会经济生活困难，加上中苏关系由友好转到敌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教学划上了一个句号。学校通知：减少会议。西大教务处征求我的意见：可否开出中国思想史课？大家看，1952年到1962年，十多年我才有机会讲自己的专业课。每周六节课，都是上午讲。我因为家中早饭没有什么营养，当时不可能吃两个鸡蛋，喝一杯牛奶，我只能喝一碗粥，吃一个馒头。10时开始上课，从北京买来的高价水果糖，我吃两块，精神饱满地走向教室，那里坐满了历史系、中文系的学生！当时，讲的材料要写到黑板上，然后按句解读。我讲解中国历史上多位思想家，就是这样讲的。回想起来，1962年这一年过得很充实。

后来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上午上课前可以喝牛奶，吃馒头，但奇怪得很，讲课的情趣反而有些并不如1962年那么饱满了。

作为一名教师，你怎样才能把课讲好？你要把自己的“心”投进去！做教师，如果只是为了收入、维持生活，那么，课也讲不好。这是不行的。课要讲好，要靠教师的心——精神状态。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来要出去当教师，你们对“精神状态”这四个字要有亲切的感受。

最后一个题目：再谈教学与科研。

在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总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对这二者都喜欢。

我喜欢讲课，但我也喜欢写东西，不但喜欢写学术论文，也喜欢写散文、杂文一类的文章。

心里想的东西，想写出来，可能人人都是如此。是不是都能写出来呢？不见得。有些可以写出来，有些则写不出来。这，原因很复杂，所写出的东西，大都是自己想得比较成熟的，而且客观上也是允许写的。

写东西不能只是为了发表，如果“发表”成为主体，有些东西就写不好。写了，有些不发表，作为自己生活与学习中的一个记录存放起来，事隔几十年再拿出来看，看自己在人生体验上、在做学问上有无进步，这也是很有趣的。我们应当有一个观点，就是：写东西，写自己心里想写的东西，不必都发表，作为一种兴趣，过若干年再看，到老年时再翻阅，也是很有意义的。写东西不能都是为了发表，为了填表，而是为了表露自己的心态，发表不发表，都无所谓，就怕写东西就是为了发表，这中间功利性的东西可能很多，会减少写东西的趣味。无论做什么，其中如果全都是“功利性”、“填表”、“升级”,这会把写东西的内心兴趣冲击得所剩无几。

我希望同学们都能写日记，日记里写的话应当是真心话。写文章，写日记，写信，主要在于说心里话，不是为了积累几篇论文升副教授、教授。当一位学人要善于用笔来写他自己的心态时，不是为了职称，不是为了应试，也不是为了让人看，只是存留纪念，为了明志，这样才会感到动笔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我们的博士生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有了很大进步，有些论文，质量比较高，我看了，心里觉得高兴。祝同学们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进，有所收获！

（注：本文原载《西北大学报》第7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