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8日，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获得者、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何炼成教授走完了他95年的光辉人生，驾鹤西去。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垂泪送别，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呕心沥血、独树一帜、报国为民的好老师、好学者、好党员而扼腕痛惜。

《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何炼成在幼年时候，就以“三不朽”勉励自己做对国家和社会有用之人。人生白驹过隙，初心历久弥坚，他以高洁的品行、突出的贡献、等身的著作成功兑现了曾经的梦想。学生在挽联中称颂他“改革创新超前经世济民功千秋，开放包容携后传道授业德万世”，斯人虽逝，风范长存，何炼成已经成为照亮后人前进道路的一盏明灯。

年少立志图强国

1928年，何炼成在湖南省浏阳县金刚乡何家村一个三代书香之家出生，高祖父何德肇是乾隆年间举人，曾祖父何向荣是同治年间进士，祖父何火耕在光绪年间考中秀才。但他们都没有外出做官，而是在家乡开馆授徒，间或行医济众，颇得乡人好评。祖父对何炼成影响至深，老人家在诗中写道“平生志事付闲鸥，辜负驹光六十秋。不惯车裘轻俗眼，竟教书卷白吾头。”这首显示执着学问、淡泊名利的抱负与人格的诗歌也成为何炼成随后一生的写照。

父亲何杶台齐商从戎，征战在外，在1938年阻击日寇进攻庐山的战役中负伤致残。母亲刘辉煌经常对着何炼成等子女吟诵“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边塞诗。

兵荒马乱、国难当头时期，何炼成开始了他的童年生活。到5岁半的时候，母亲把他送到何氏族小——菁华小学学习。读至高小，“七七”事变爆发。为防止日寇空袭，学校搬到山中寺庙办学。在寺中学习的一年半时间里，何炼成密切关注抗日形势，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学校搬回市镇，教学秩序恢复正轨，学生中建立起自治会，何炼成当选为主席。

高小毕业后，何炼成徒步90里，考入湘东地区名气最大、师资最强、条件最好的礼陵湘东中学。在肖项平、杨伯峻、宋家修、向志民、王彦如等老师的悉心教诲下，何炼成知识水平不断提高、政治立场更加进步。

1947年7月从湘东中学毕业后的何炼成考上了当时全国五大名校之一的国立武汉大学。2个月后，他身穿粗布学生装、提着皮革箱子，进入到钟灵毓秀的珞珈山。在这座学术殿堂里，他得到了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等鸿儒俊彦的精心塑造。教授团们用西方前沿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展开教学，把何炼成引进了经济学的宏伟殿堂。进入大学第二年，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推动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武汉大学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学运高潮。何炼成积极参加进步组织，投身革命运动。1948年元月回到湖南，在老师肖项平和伯父何金台等支持下，成立了名为“德泽励志文艺社”（“德泽”寓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社团，通过个别串联的方式发展了首批12名社员。返回武大后，何炼成同文艺社书信联系，邮寄了《新民主主义论》、农民村工作手册等材料。何炼成在武汉大学也立即投入到武汉地下党所领导的各项学生运动，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组织并领导了“眺望经济学会”学习进步书籍活动，多次参加地下党领导的罢课、游行、声讨、抗议，参加了反对迁校、保校保产、迎接解放等活动。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庄严宣告，令何炼成等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热泪盈眶。根据长期申请和各种表现，他在经济系党支部大会上被全票批准入党，同时被通过的还有他的老师张培刚教授。

1951年，何炼成完成学业，作为新中国第一届大学毕业生，他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满腔热血，郑重填报了到大西北去的志愿。组织安排他到位于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教经济学。这所创建于1902年的著名学府还没有完全从战乱流离中恢复元气，校园简陋、条件艰苦。他心里想“这哪里像个大学，连我们湖南一个中学都不如，同我的母校武汉大学一比，真是有天渊之别”，但他一心一意在此扎了根，把此后的毕生经历都献给了这方土地、这所大学，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宜其志。

经世济民治学问

到西北大学报到不久，意气风发的何炼成在校长侯外庐的勉励下，很快进入工作状态。侯外庐告诫何炼成等年轻教师：“做学问就必须下苦功夫，要有坚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要有‘做学问就像吃生猪肉’的精神，才能学有所成。”

正当投入紧张教学的时候，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并号召高等学校师生下乡参加。何炼成参加了西北大学党总支领导的土改工作团，赴汉中地区进行土改。4个多月的耳闻目睹，使他开始深入思考如何确定地主分子、富农家庭和富农分子如何定性、剥削率如何计算等理论和政策问题。回校后，他按照侯外庐要求认真学习了《资本论》第一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理解大大加深。1952年底，他被安排到西北局举办的马列主义学习班学习。通过张宣、茹季扎、郭琦等教师的讲解，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的启蒙教育。经过一年半的学习，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三年中深入学习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为随后从事《资本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6年结业返校，适值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何炼成所在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制定了向科学进军的计划，自己也计划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问题。他从近代开始，先研究孙中山和谭嗣同的经济思想，先后写成《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和《谭嗣同经济思想概论》两文，这两篇学术处女作达到了当时国内经济思想史研究先进水平。接着又发表了《试论孟子、墨经中的价格观》，观点得到同仁赞许。

骤然兴起的反右斗争迫使向科学进军的浪潮戛然而止，经济系陷入批判的漩涡。运动迭起的形势下，关起门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已无可能，恰好“大跃进”中提出了价值规律和按劳动分配问题，何炼成转而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问题。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文，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批评了把价值规律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对立起来的观点，否定了把按劳分配当做资本主义东西加以批判的谬论，展现了理论工作者排除干扰、求真务实的可贵品质。学术界关于生产劳动理论的研讨经历了长期过程，何炼成执着参与始终，先后发表过十余篇颇具见解的论文。

他认为，马克思有两种不同含义的生产劳动概念，第一种是从简单劳动的角度来考察的一般生产劳动，第二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角度来考察的特殊生产劳动即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在考察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特殊定义时，他把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多种服务部门以及客运、邮电、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冲破了长期流行的单纯从生产力或简单劳动过程看问题的传统观点，正确表述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是一定生产关系本质的反映”这一根本思想，并依据这一认识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外延扩大到非物质生产领域，这为国家进行三次产业划分和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1964年7月，全国理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代表西北大学马列教研室参加会议的何炼成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让他倍感振奋、深受鼓舞。然而会议逐渐变成批判大会，在康生、陈伯达的主持下，孙冶方的价值论和利润中心论被重点批判。会后，各省结合当地的人物和观点如法炮制。何炼成的“白专道路”“三和观点”“生产劳动论”和“劳动价值论”成为陕西省内重点批判对象，被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他先后被派到长安县、高陵县和咸阳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

结束咸阳社教回到西北大学后，灾难性的“文革”正在全国兴起。何炼成被学校的造反派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孙冶方在西北的代理人”等帽子。幸而造反派对他理论观点的批判吊不起普通民众的兴趣，加之他有理有据的辩解常常令批判者难寻破绽，对他的批判后来不了了之。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把混乱的国家重新掰回到正常的轨道，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进入“知天命”年龄的何炼成以夜以继日的奋力苦干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他出版了10余本专著，主编了30多本教材和从书，发表了500多篇经济学论文，超额完成了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即每年出一本书，每月写一篇论文。

在生产劳动论方面，逐步完善了60年代观点。其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特殊含义》一文获得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一书获西北西南地区优秀图书奖、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劳动价值论方面，他结合《资本论》的研究写出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的伟大变革》一文，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也谈劳动价值一元论》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新世纪里，他又发表了《劳动、价值、分配“三论”新解》《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三篇新论，全面地阐明了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的认识。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方面，他在七八十年代末即系统研究了商品经济的共性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性，在学术界率先提出，除社会分工这个前提和基础外，还应从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多元多层次的结合方式来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在专题思想史方面，他系统阐述了西方价值学说史和中国古代从先秦到清初近两千年的价格理论发展史，就中西方价值学说展开对比研究，这为后学者提供了宽广的视野和简明扼要的研学资料。80年代中期，他着手构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理论体系，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生产循环原理，从“富国”“生产、分配、消费”各环节、宏观管理等层面，将中国历代思想家的经济管理思想进行概括提炼，由此为社会实践提供思想与方法论指引。

何炼成的主要研究成果目前收录在《何炼成选集》《何炼成文集》《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劳动新论》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等五本专著中。从中可以发现，他各个时期的研究兴趣既追踪学术前沿命题、又勾连社会发展问题，以回答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己任，在革命建设的肥田沃野中跋涉，在卷帙浩繁的书斋资料中问寻，从具体实践中升华出理论结晶，又以正确理论指引具体实践，他的治学方法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逻辑和社会发展逻辑的高度统一。他心里装着大情怀，手上握着硬本事，在深入思考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中作出了真学问、拿出了好成果。

滋兰树蕙育英才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何炼成组织马列主义教研室的8位政治经济学教师，恢复了20年停止招生的经济学专业，但是当时“左”的思潮还没有肃清，不少成绩优异的考生因为家庭成分、社会关系等政治问题而被高校拒绝录取。何炼成冒着引火烧身的风险，与校长郭琦等商量，为这些政审落榜的优秀考生网开一面，依据考试分数破格录取。这不仅仅是录取几个学生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人才能否得到发现和培养的大问题。西北大学七七级经济学专业共招收了49名学生，这个班后来涌现了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青年学者，挑大梁的政府官员。

何炼成在《突出创新，肩托新星，攀登高峰》一文中谈论了他培养博士生、硕士生的体会。他觉得，要鼓励观点创新，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两个“三不”方针结合起来，第一个“三不”指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第二个“三不”指的是陈云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何炼成又加了一条“不唯师”。他倡导学生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只要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能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一些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观点，他不会横加批评，而是循循善诱，带出了一种积极探索出新同时又尊重不同意见的健康学术风气。

何炼成确立了西北大学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两史一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资本论》）的方法论框架，学生都要学习由何炼成亲自主讲的《资本论》专题课。对学生们来说，这是让他们最害怕也最有收获的一门课。80年代初开始，有学生表示对《资本论》不感兴趣，认为马克思100多年前写的东西是过时产品，国内有关知名高校也压缩了《资本论》课时而增加了西方经济学内容。何炼成坚持把《资本论》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学生必学课程，强调学生必须攻读《资本论》原著，从原著中领会马克思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大力改进教学方法，突出专业性和科学性。

《光明日报》1997年1月刊发题为“这么多经济学家缘何出自西北大学”的通讯，解析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西安的省属高校西北大学能够培养大批颇有造诣经济学家的原因。西北大学能够享有“经济学家的摇篮”的美誉，与何炼成等老师们的努力密不可分。何炼成在小小的三尺讲台默默耕耘至90岁高龄，生病之前，每天很重要的工作还是教学、批阅研究生的论文。他先后讲授过7门课程，受业学生过万人，门下桃李芬芳、人才济济，为国家改革开放和西部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他培养出的学生共获得8次孙冶方经济学奖，魏杰、张维迎、刘世锦、张军扩、王忠民、李义平、宋立、石磊、朱玲等经他魔棒点化的学生活跃在改革开放前沿，在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领域、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方面，提出诸多前瞻性观点，贡献卓越智慧和力量，产生了广泛影响。何炼成因此被尊称为“培养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不论我在什么地方，导师的教诲总在伴随着我，是何老师将我引入经济学的殿堂，教给我经济学的知识。” 魏杰也曾说：“成为何教授的弟子，这是我一生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我人生的起点。我后来之所以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绩，完全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成为何教授这样的名师的弟子。”刘世锦也说过：“作为学生，不论我们在哪里，做什么工作，都牢牢记着我们学业上的根是在西大，记着把我们引进经济学大门，在人品和作品上使我们时时受益的何炼成老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韦苇教授在献给恩师的文章《前面有一盏指路的灯》中写到：“我的导师何炼成先生，他的胸怀像博大的海，我只能采海中的一朵浪花；他的思想像一部精深的书，我就像是一个小学生，踮着脚尖，仅掀开了书的一角。”

殚精竭虑兴西北

何炼成的导师张培刚教授是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他继承和创新了导师的学术方向，把中国发展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认为中国发展经济学应当重点研究西部和西北的经济问题。他表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往往是某类或某些问题较为突出不同，西部地区基本汇聚了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但是自然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具备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拥有一批比较先进的中心城市和愿意献身西部建设的人才，只要坚持改革，密切协作，扎实工作，就一定可以迎头赶上乃至超过东部地区。何炼成的这些观点得到学界和政府的认可，他主编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和林毅夫、史晋川等经济学家的作品一起获得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何炼成主张：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实践，没有科学的实践，就不可能振兴西部经济。因此他迫不及待呼吁建立“西北学派”。“西北学派”的任务是密切结合西部地区特点，探讨振兴西部经济的理论、战略规划和联合协作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参加全国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争取在全国的发言权，以尽快振兴西部经济。

1997年，何炼成出版了50多万字的著作《历史与希望--西北经济开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众多设想在他脑子里碰撞，一幅美好的西部开发蓝图已经在他的心里形成。该书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和时任陕西省省长程安东作序，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两年后，又主编了《西北区域市场经济体制研究》和《“两个决定”与陕西经济发展》两本著作。在1999年党中央向全国发出开发大西北的动员令后，他提出了“富民强区”的目标战略、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科教兴区的人才战略、非均衡发展的常规战略、跳跃式发展的非常规战略、差异化战略、水资源战略、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等8种战略，以及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矿产资源开发政策、调整价格政策、特殊的金融资本政策、特殊的财税政策、建立分类调控的西部发展政策体系、特殊的人才政策、特殊的城市政策等8条政策，得到了国务院和陕西省的采纳。他还主编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策·论证》一书，积极参加在成都召开的西部论坛第一届国际研讨会和在西安召开的第二次论坛会，会上发表了《西部地区投资软环境与制度创新》文章，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的到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严峻挑战，考虑到西北各省区的要素禀赋和现有的经济基础条件，何炼成提出了“西部地区以富民为根本，以开发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为手段，以市场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专门设计了一套可以整合为一体的系列子战略，设计了“二龙共舞、三横四纵”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型。“二龙共舞”的龙首交汇在西安，“三横四纵”在陕西境内成“井”字形交叉，陕西成为西部经济网络的中心。鉴于陕西在西部大开发承东启西、东传西进的桥头堡地位，他建议决策者给予陕西及西安特殊的投资支持和政策扶持。

何炼成是从国际视野定位西部问题，在很多全国性问题的讨论中，都走在了学界前沿。在与魏杰最后一次长谈时，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理论解释上还做得远远不够，没有从理论上说清楚是什么在真正推动中国发展，要继续做深入研究，这样世界才会了解和承认“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问鼎诺奖。当然这个目标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实现的，需要数代学人的接力耕耘。

（本文原载于《西北大学报》第7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