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不时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似乎就像在昨天一样。何老师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其学术思想当然显为人知；何老师作为著名教育家，其师德师品当然经常为学生们所称道；何老师作为一个心怀天下、不断耕耘且忍辱负重的“老黄牛”，其人格及风范当然为人们所赞扬。所有这些，我们这些学生辈当然不会忘记，会永远铭记在心。但是我在这里只想追忆何老师几件深刻影响我一生的事情。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取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前身即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的学生。当时第一门课就是何老师为我们上的政治经济学。当时何老师深刻的学术思想及讲课的逻辑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上课休息时总是想凑上去向何老师请教一些问题，而且也根据何老师上课的有关问题，整理一些课堂笔记及学习心得，交何老师批阅。何老师看了后，有一天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是否学过政治经济学，我说我在西安师范政教科学习时，读过于光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徐禾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并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断断续续地阅读《资本论》。何老师听完甚为高兴，他后来大约每隔十天左右给我出一个有关政治经济学的题目，并指定一些阅读资料，让我读完后写一篇心得交给他。何老师每次都认真地批阅我所写的心得，有时还找我面谈，指出问题所在并帮我提高认识。这件事一直持续了一年左右时间，到了1979年春季，何老师告诉我他准备79年秋季招收硕士研究生，鼓励我报考。当年未毕业的本科生可以直接报考研究生，但我怕考不上“丢人”，有些畏难的情绪，但何老师不断鼓励我。在何老师的帮助与鼓励下，我考取了西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可以说，没有何老师的精心培养，就不可能有我后来的一生。

在何老师的精心培养下，何老师招收的第一批连我在内的四名研究生1982年毕业。当时西北大学并没有经济学硕士授予权，当时有政治经济学授予权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学。何老师为了让我们几个顺利地获得硕士学位，真是操透了心。一方面，何老师一直指导我们的硕士论文要有创意，要有高水平，无论在论文立意及创新上，还是在逻辑、文字上，何老师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当时政治经济学还不像现在这样具有改革开放的状态，例如，当时不允许提市场经济，只能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能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只能讲民营经济只是公有经济的补充，不能提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甚至连宏观经济都不能讲，只能讲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等等，因此，何老师还要精心为我们把关，既要有创新，还不能撞上“红线”，影响硕士学位的取得。可以说没有何老师的指导，我们四个是不可能获得硕士学位，何老师的师恩，我们永远铭记。

1984年初，我想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当时西北大学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全国有政治经济学博士授予权的仅有人大及北大几个屈指可数的大学。应该说，一个人培养的弟子当然希望留在自己身边，尤其是西北大学当时急需年轻人，但何老师以宽大的胸怀支持并鼓励我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的博士研究生，而且在后来的学习及做论文中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与帮助。

1984年我虽然离开了何老师，离开了西大，但何老师仍然一直支持与帮助我，尤其是在心情及研究处于低谷时，何老师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帮助。我记得90年左右，“左”的思潮很严重，甚至有人要在经济学界清除“精神污染”，有一度思想上较为苦闷，刚好在一个论坛上见到了何老师，何老师在晚上与我长谈了一番，告诉我不要灰心，中国有三个趋势不会改变，一是市场经济改革不会改变，二是所有制改革尤其是所有制结构改革不会改变，三是对外开放不会改变，应该继续做好研究，不要灰心。何老师这番谈话对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使我为之一振。

何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何炼成教授首批研究生，清华大学教授，本文原载于《西北大学报》第7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