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何炼成教授于2022年6月18日凌晨3时在西安不幸逝世，享年95岁。之前就经常听导师乐观地说“七十三，八十四。”并自信地说，我的身体还不错。现在导师实现了高寿九十五。一个基于11的等差数列，象征着中国经济学向上成双。这既有儿女们的孝顺，也含着弟子们的挂爱，更有他老人家保尔·柯察金般的坚毅。

恩师的音容笑貌一幕幕浮现，想表达的太多太多，在同门微信群中翻看着一幅幅饱含深情的诗句和挽联，不禁潸然泪下。导师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与时俱进的一生，是为人民大众经世济民的一生。我挂一漏万地写下一副挽联，表我寸草之心：“改革创新超前经世济民功千秋，开放包容携后传道授业德万世”。他不仅兢兢业业地育人，更开拓创新地将文章写在中华大地上，为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建言献策，身体力行。在这两方面，都有他可圈可点的贡献，可以弘扬借鉴的宝贵精神。

一是他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改革创新精神。何老师上课最精彩的是他在课堂上就某一观点会列举多个甚至数十个各行各业代表性人物的观点，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何老师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作风也让我大受感动。记得我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师从投资银行大师何小锋教授学习金融学，何老师向我谈起了当年尚是大三学生的何小锋在《经济研究》上发了一篇“劳务价值论”，引起了学界的批判，何老师说他当时也指出“劳务价值论”有些偏右，让我代他向何小锋教授表示抱歉，并将这段文字写进了他的著作中。

二是何老师具有敏锐的超前思维。记得我1993年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学位进修班学习时，何老师就已经组织编写了系列有关市场经济发展的著作，在市场经济初期，这些研究成果系统全面、细致深入，让我隐隐约约感受到其中的系统论思想方法，这使我之后一直钟爱方法论在经济创新研究中的作用。2000年我刚刚上博士的时候，何老师就在互联网经济方面提出了很多超前独到的观点，要求我们写论文。大家接受任务后都纷纷去泡图书馆，学习何老师那种集众研究家之长，“自圆其说”，推陈出新的研究方法。

三是何老师的开放包容是我永生难忘的。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创业退出机制研究”，我尝试向何老师提出博士期间我可否暂时搁置劳动价值论研究，先做些资本市场方面的调研实践，没想到何老师欣然允许，并推荐我去西安交大某集团公司投资银行部兼职。由于某借壳上市业务要在深圳待一年，大大超过了时间上的预期，何老师便借他在深圳调研的机会亲自召见我，我想可能会让我退学吧。出乎意料的是何老师耐心说服我尽快结束兼职，回学校补课。并鼓励我发挥对资本市场的偏好，“立功赎罪”，研究“西部金融发展问题”。

四是何老师在研究方面对我的提携。一件事是我在1994年学位班期间，何老师布置我写了一篇关于“生产劳动”的文章，当时同学们在宿舍脑洞大开，展开大辩论，结果神使鬼差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在文章中得出“妓女也是生产劳动者”，结果何老师的批语是：概念混乱，一派胡言！但是鉴于你能深入分析，逻辑严谨，给你个“良上”。这对我后来坚持研究新问题，发现新逻辑的习惯影响很大。第二件事就是我要写一篇基于主体范围将东西方经济学统一起来的文章，八次耳提面命，十易其稿，扩压结合，最后何老师终于露出过关的笑容，递给我一罐杏仁露，改了一个标点符号，说，可以发表了。

何老师当时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是“站如钟，行如风。”“声如洪钟，满面春风。”我最佩服的是他老人家放废笔的大抽屉，满满当当，少说也有数百上千只。这些都说明何老师的工作始终处于一种“心流状态”。这或许是他工作卓有成效的秘密吧。现在我也如法炮制，将“爱、能、需”的原则用于学习、工作和教导学生中，在繁忙中享受“超级心流”美感。

（作者系何炼成教授学生，北京大学教授，本文原载于《西北大学报》第7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