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伯宇，男，1930年9月出生，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物理学系读本科，1963年考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50年因抗美援朝参干，自1953年开始，先后在鞍山钢铁公司、西安矿业学院、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等单位工作；1973年调入西北大学，2010年10月6日因病逝世。曾担任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陕西省科协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常委等职务；是国务院首批授予的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党员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陕西省优秀党员专家、陕西省优秀教师；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和三等奖、全国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陕西省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他所创立的“侯氏理论”被誉为“中国的骄傲”。

侯伯宇同志1950年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1980年正式入党，在教育科学战线工作半个多世纪。他爱党爱国、勇攀高峰、教书育人、淡泊名利、默默奉献，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以实际行动阐释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丰富内涵。

一、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

侯伯宇同志长期从事理论物理和数学物理的研究，勤奋学习，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在U群代数的表示、规范场拓扑行为、可积模型的对称产生算子与几何、规范场的上同调等方面取得了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是当今世界数学物理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赞誉。杨振宁、李政道等始终称其为国际理论物理学科的带头人。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侯伯宇致力于群论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研究，解决了苏联国际群论权威未能证明的重要公理及量子化学权威未能得出的重要公式；60年代初，他参加的北京层子模型工作中的对称性研究，《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研究》后来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78年，他的《群论、角动量及规范场与磁单极的研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1979年，他的《球对称经典规范场的解系角动量研究》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一等奖；1982年，他的《规范场经典理论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该成果也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一等奖；1983年，侯伯宇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及其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著名的“侯氏理论”，是世界上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之一，被誉为“中国的骄傲”。杨振宁等科学家用“非常漂亮”、“强有力的”、“很优美”等词语，称赞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86年，他的《场论的完全可积性及量子场的大范围行为》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年，他和周光召等合作完成的《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6年，他向数学中的几何Langlands纲领如何在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实现这一当今国际数学物理前沿的交叉领域进行冲击，并组织来自国内数学和物理学界的一流学者参与到课题中。这是物理学中相当于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的一颗明珠，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

侯伯宇同志长期奋斗在国际理论物理研究前沿，不断攀越学术高峰，不断作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成果，在国际数学物理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他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出版专著两部，研究成果多次受到杨振宁、李政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ackiw、德国玻恩大学Nahm、英国剑桥大学Fanli等著名教授的赞许，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或短期出国讲学，多次受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海德堡大学、东京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在美国布鲁海文国家实验室、国际理论物理研究中心等国际著名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许多篇论文在国内外同行间产生极大的影响，并被广泛引用。他曾四次获得国家科技奖励，其中全国科学大会奖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一项，是陕西省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最多的科学家。

侯伯宇同志熟悉英文、俄文、德文和日文，在美、英、荷、意等国家的著名物理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曾担任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会数学物理理事会协联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理论物理中心高级协联成员，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高级顾问，国家“攀登计划”专家组资深成员，国家教委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应用数学学报》、《高能物理与核物理》、《中国物理快报》、《理论物理通讯》（英文版）编委，陕西省科协四、五、六届副主席等，兼任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授。

侯伯宇同志在学术研究上刻苦用功，孜孜不倦，锲而不舍，潜心研究，富有钻研精神；治学严谨，造诣深厚，奋斗不止，成绩卓著，学术思想活跃，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作出了一流的业绩，为中国的理论物理研究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长期奋斗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即使在进入耄耋之年，其研究工作仍始终处于国际前沿，在平凡的岗位上，始终保持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创造了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即使在身患癌症时，他仍然对医生说：“能否再给我三五年时间，让我把手头的研究做出来”。李政道教授曾这样评价：“他勤奋万分，以研究物理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二、精心育人、甘为人梯的师德风范

侯伯宇同志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曾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普通物理》《原子物理》《数学物理方程》《半导体物理基础》《相对论基础》《群论》《规范场理论》《前沿动态物理》等多门基础课和专业课，积极从事教学改革，运用现代教育理念，不断向学生介绍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着力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侯伯宇同志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创新和提高课程起点，强调授课内容要与研究课题密切结合，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讲授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最新、最先进的内容。他要求学生必须对本学科的全局有通盘的了解，这样才能判断学科生长点，选择能带动学科的课题。他要求学生一定要创新，即使不能达到当前世界的最新水平，也多少要有所突破。他十分重视教学研究，努力寻找有利于学生接受的教学方法，按照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创新性人才的要求，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倾力将国际前沿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他的《立足西北，造就直达国际前沿的理论物理研究生》的教学成果获得了全国高等教育首届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与弟弟侯伯元合作的专著《物理学家用微分几何》至今仍是国内和美国许多著名大学物理专业的指定参考书。

侯伯宇同志非常注重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经常邀请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到物理所来为学生上专业课，千方百计想办法送学生到国内外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访学进修。在他的努力下，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1985年获批为全国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巴丁、普里高津、哈肯、福井谦一、格罗斯、法捷耶夫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相继前来访问，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同时也为学生作报告、开讲座，实现了人才培养的创新性和国际化的很好结合，使培养的学生具有国际意识，有能力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前沿研究，参与全球化竞争，实现了教育理念、教育资源、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国际接轨。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侯伯宇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生。他先后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40多名，指导博士后研究人员7名，许多人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在现代物理前沿做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果，如今多数学生的研究都处于国际学术领域的前沿水平，其中有15人成为国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6人获得德国洪堡基金，4人次获得日本学术振兴基金，５人次获得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3人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做出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其中李卫、顾樵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冠名“侯—李变换”和“顾效应”。1985年，他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

侯伯宇同志不仅给学生传授知识，塑造他们的学术品格，更用自己的善良、宽容、认真和正直，塑造着学生的人格，带领学生健康成长，也影响着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深刻内涵。他非常关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他所带的研究生中，几乎所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得到过他的资助。他经常询问每个已经毕业学生的情况，问他们去哪了，生活是不是稳定，有没有坚持做研究。在他古稀之年，他说，要“尽可能地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所学完完全全地传授给学生们”。2007年到2008年的一个学年，他承担的前沿动态课程达到了600个学时。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元本和朱重远教授曾说：“侯伯宇为我国理论物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对于得到广泛认可的我国理论物理‘西北军’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学生遍布全国乃至海外。”

三、顽强拼搏、不畏挫折的奋斗精神

侯伯宇同志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的经历和共和国的教育科技事业同步，虽然铸就了辉煌成果，但也有起步的艰辛和艰难的曲折。他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战胜了各种困难，迎难而进，百折不挠，虽遭遇挫折但精神不倒、意志不衰，把科学研究当做最大的乐趣，把占领科学高峰当做最大的追求，以永不言弃的顽强气概与厄运作斗争，饱含深情地在教育科学战线上忘我工作，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侯伯宇同志的求学经历就充满了曲折。他出身名门，父亲是国民党陆军上将侯镜如，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30年出生时，正值战乱，从小就跟随父亲辗转全国各地，先后在10所小学、３所中学上学。1947年高二时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但由于高中未毕业，保留入学资格并在家学习英语和数学一年。1948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同年12月，跟随父亲到香港，由于没有学习条件，又前往台湾，于1949年9月开始在台湾大学物理系学习；解放前夕回到北京，1950年2月再次进入清华大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于1951年参加军干校，到东北师大学习俄文，两年后战争结束参加工作；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物理系。从1948年开始，他先后在四所大学学习，但是只有在西北大学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1963年考入中科院数学所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因为导师张宗燧教授遭批斗早逝，自己也受到牵连遭受批斗。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物理的喜爱和对科学的执着更加坚定。

“三年自然灾难”期间，生活极其困难，他仍潜心研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局部坐标系中的算子及波函数》就受到唐敖庆等科学家的高度评价。到西北大学工作后，由于资讯、交通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制约，科研条件、工作环境和可供利用的资源远落后于发达地区和中科院系统。但是他扎根西北，顽强拼搏，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科研工作，并在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创造出了国际一流的成果。以他的学术成果和影响力，如果在中科院系统或者在京津沪地区，可能早就当选为院士了，由于地处西北地方高校，他屡次申报而未能当选。学术界的很多权威人物都为他未能当选院士忿忿不平，但是他没有任何抱怨，谢绝了国内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优厚待遇，积极创造条件，并利用自己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影响，为学校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使西北大学成为中国理论物理研究重镇。

2007年８月，生活在加拿大的儿子和孙子遭遇车祸双双离世。他忍受着失去独子独孙的巨大悲痛，当天又去了研究所工作，第三天又站在了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在受到人生巨大的打击之后，他不但没有减少课时，反倒比过去上得更多。2009年11月，他被确诊患上了膀胱癌，谁也没有告诉就先去北京开学术会议了。在住院期间，80岁高龄的他依然放不下手里的书和正在进行的科研课题。即使去做检查的时候，他还经常拿着最新的论文在研读。他对推轮椅的护士说：“请你推慢一点儿，我要看书。”卧床之际，他自己不能看书了，就让学生读给他听，再后来他记忆思维衰退了，就敦促学生们不能放弃、继续完成手头的课题。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还满怀豪情的写下“以创新湮灭顽疾之痛苦，以创新来消灭死”的字句。不论是早年的曲折，中年的艰辛，还是晚年遭受的巨大打击，直至最后身患癌症，他都能勇敢面对，从来没有消沉过，也从来没有被压垮，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体现了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那种顽强拼搏、不畏挫折的奋斗精神。由于突出的工作，他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被全国总工会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被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授予“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四、朴实无华、淡泊名利的人格品质

侯伯宇同志先后取得了多项重大开创性成果，获得多项荣誉，但他从未居功自傲，始终朴实无华，低调做人。虽然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名气很大，任何时候谈起来，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理论物理有个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有个侯伯宇。但他却从不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和宣传，社会上知道侯伯宇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对于他来说，科学研究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声望和利益，并不在考虑之中。

作为一个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他生活俭朴，从不追求享乐奢华；克己奉公，利益面前从不伸手。他从来不肯动用科研经费为自己报销一本和课题“无关”的书；虽数十次出国交流访问，却从来没有一次带家属同行；每次参加学术会议，均只参加学术研讨和交流，不参加考察和游览。九十年代初期，学校还没有条件给研究所装空调，他就从自己的科研奖励里拿出来一部分钱，给研究所的办公室都装上了空调。而自己始终住在老旧的家属楼里，家中家具一用几十年，从不舍得多花钱更换。

侯伯宇同志不计名利，不求索取，只讲奉献，始终以工作为最大幸福，以教学科研为最大快乐。他一生成果卓著，但多次申报院士未果。他坚决反对学校出面做工作，也不允许利用家族的力量来谋求影响。甚至在整理申报材料时，他舍弃了一些影响因子非常高的论文，反而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他给学生解释说，“有些论文虽然发表的期刊档次很高，但是实际上的学术价值却不及另一些论文，我要选择那些更具生命力的文章”。在他心目中，学术价值是最神圣的，科学本身超越了一切。这种学术风气、学术道德和人格品质同当今的一些学术造假、剽窃抄袭、学术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影响和带动了周围一大批人全身心地投身于工作。1997年，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授予他第三届“孺子牛金球奖”。

为使西北大学的物理学科后继有人，他主动辞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积极培养扶持年轻学者勇挑重担，为造就一支过硬的学术团队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得地处中国西北的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在世界理论物理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在给学校的材料中写道，“我最适宜的岗位是科研第一线。虽然物理界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多数已不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但我感到我还有精力在难得的科学春天中继续与战友及学生们向国际舞台冲刺。现在已经打开了局面，在国际上也取得了发言权。……组织多次建议我做行政工作，我都恳切辞谢了。我要为在西安建立理论物理科研基地而努力，进一步培养高水平的青年人，为提高陕西以及我国理论物理界的教学、科研水平而努力。”

五、爱党爱国、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

侯伯宇同志始终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恪守信念，牢记宗旨，立场坚定，把对党的热爱、对祖国事业的热爱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自觉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共产党人这个光荣的称号，对党的事业的不懈追求，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用自己朴实无华的行动践行着入党誓词和对党的事业的庄严承诺。

他的父亲侯镜如将军早年投身革命，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东征中经由周恩来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起，就深受父亲爱国思想和行为的影响，逐步树立了科学报国的理想。对科学的热爱和科学报国的理想，伴随了他的一生。而他自己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理想。

1947年，受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的影响与鼓励，他决心学习物理，“科学救国，做出更好的武器”，并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1948年12月，由于父亲受党的委派前往香港，劝阻国民党将领赴台，他也跟随前往，于1949年9月进入台湾大学物理系学习。解放前夕，他放弃了前往美国和苏联学习的机会，回到北京。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后，他是清华大学班里第一个主动要求参加志愿军的学生，并将父亲给他的四年大学学费、生活费1000美元倾囊捐出。1951年，组织批准他参加军干校，被派往东北师大学习俄文，准备跟随苏联军事顾问入朝参战。1953年，因为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迫切需要既懂外语又有数理基础的人，侯伯宇同志放弃了回清华继续读书的愿望，赴辽宁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翻译科当了一名俄语翻译。1956年，国家提倡“向科学进军”，侯伯宇响应号召，考入西北大学物理系，两年后提前毕业，到西安矿业学院物理系做教师。1963年考入中科院数学所，师从学部委员张宗燧攻读硕士，毕业后在该所从事研究工作。1973年，他为了支援西部建设，调入西北大学工作。

侯伯宇同志曾为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祖国早日和平统一做出了贡献。父亲侯镜如在美国筹备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时，他一直协助，并曾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上世纪80年代，侯伯宇力邀台湾中央研究院袁旗教授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举办了多场讲座。袁旗的父亲是国民党陆军上将袁守谦，和侯镜如为黄埔同学，曾任“总统府资政”。袁旗访问大陆，是两岸隔绝30多年来，台湾学界首次与大陆接触，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打破当时两岸“坚冰”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受父亲和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共产主义信念早早便开始逐步根植于他的心中。1950年，他第一次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由于父亲曾是国民党将军，自己还曾在台湾读书3个月的“历史问题”，入党问题也一再被搁置。在1955年的“肃反”中曾遭受批斗，后来得到平反；1957年差点被打成“右派”；“文革”爆发，导师张宗燧遭抄家批斗，他也受到牵连，但是这些始终没有动摇他向党组织靠拢的坚定决心。他先后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终于在30年后的1980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入党时的《关于侯伯宇同志家庭社会关系以及本人经历和思想表现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好地评价了他30年来对党的热爱和追求：“侯伯宇同志解放以来思想积极，一贯要求进步，在各大政治运动中认识明确，立场坚定，能积极靠拢组织，拥护党的领导，能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侯伯宇同志在各个时期都能做到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原则，和错误倾向作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能做到明辨大事大非，坚持正确方向。在林彪、四人帮用高压手段和强大舆论取缔理论的时期，他仍能坚持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天安门事件被打成反革命后，他仍珍藏自己在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场面的许多照片。在党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号召之后，侯伯宇同志更是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一心一意为实现四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作出自己的贡献。”

入党不久，侯伯宇同志就到美国开展合作研究。他在写给西北大学党组织的材料中说，“参加党组织不久，学校就派我到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为了不辜负人民的期盼，要为祖国争气，在尽量利用研究条件的方便、克服生活上的不适应、争取多做些工作的同时，随时面临着祖国的前途，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问题。身在海外，更时常萦怀着祖国的前途。”“正是随时不忘记自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员，心中时记共产党员的身份，使我在远离祖国，与组织无多联系的情况下，独处放任自由的花花世界而能抵御诱惑与侵蚀，尽力做些工作，不失政治原则。”

在“八九”动乱中，他非常关心学生、积极深入学生中间做工作，劝导学生要相信党中央，珍惜美好时光，加紧学习专业知识。他还向党委提出，如果需要给学生做工作，愿意给学生谈，并专门准备了给学生的广播讲话，希望学生能够警惕和防范社会上的复杂情况，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反对采用游行和动乱的形式来表达意见，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上，将来报效祖国。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他还亲自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由于侯伯宇同志作为一个党员学者的突出表现，他于1984年被中组部确定为国家管理的优秀专家，1988年被中组部评选为全国优秀党员专家，并两次被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省委组织部评选为陕西省优秀党员专家。

侯伯宇同志对党无比热爱，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他的高尚的精神品格、杰出的工作成就和感人的先进事迹，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集中展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新时期教育科学战线基层党员的优秀代表，是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实际行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楷模，是广大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的优秀楷模，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