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使命

去年年底，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薛程老师来找我，请我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及三原县文化和旅游局合作调查、发掘、编写的《三原天井岸建筑遗址2015—2019年考古工作报告》写个序。并强调说，这是段清波教授离世前在病床上的遗言。说心里话，我是想婉言谢绝的，因为以我的学识和研究经历，对“天齐公祠”“五帝祠”这样的大型祭祀类遗址，虽有想法，也被动地有过举措，但整体的把握和认识还只是“雾里看花”，“盲人摸象”。因为，无数事实证明：面对此类事情，藏拙是最明智的选择。然而，世间的许多事常常没有选择的余地。清波教授的遗言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种使命；就像考古是使命，“这辈子，除了考古我没想过要做别的事情。”的清波教授一样。虽然我算是他的师兄，也曾忝任他的领导。

二、“哥德巴赫猜想”

1988年咸阳市文物普查队在三原县嵯峨乡天井岸村发现一处汉代建筑遗址群。根据《中国文物报》1989年4月21日《咸阳文物普查又获重大成果》的披露，该遗址区西侧为一直径约260米的巨型圆坑，东侧分布有4座高大的建筑台基，台基周围散布有大量的秦汉砖瓦残片。普查队的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认为此处遗址应该是秦汉“池阳宫”遗址。1992年4月20日，“池阳宫”遗址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10月，陕西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秦建明、张在明、杨政等在对文物普查成果进行复查时，对天井岸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1995年3月，秦建明、张在明等在《文物》月刊上发表《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一文，认为天井岸遗址中的天井坑遗址可能是《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天齐公祠”，五处夯土台体建筑可能是《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五帝祠”遗址，两处遗址均为西汉皇家礼制建筑遗址。同时，秦建明、张在明等采用地理测绘方法发现，以天井坑为北部起点，向南依次经过清河大回转段、汉长陵、汉长安城，最南到达子午谷存在一条长约74公里的超长基线。2007年，刘瑞在《文史》中发表“西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及布局思想”一文，对秦建明等提出的超长南北向基线提出异议。认为从子午谷的设立时间、天井坑以及五处夯土台基的性质等方面系统推理，目前还不能贸然肯定这条超长建筑基线的存在及其出现、沿用时间。一个硕大无比的巨型圆坑，五座呈“十字形”排列的夯土台基，“天齐公祠”“五帝祠”，两千多年前一条长约74公里的超长基线的存在与否？使包括清波教授和笔者在内的许多学者对天井岸遗址产生了诸多疑问和兴趣。在老同学张在明、秦建明的威胁、蛊惑下，我也曾在他们复查期间安排雍城考古队王林带领勘探技工张毅、张旭东前往天井岸勘探，试图发现一个巨大的天外陨石，以解决天井岸圆坑是天然还是人工的关键问题。可惜运气不好，探铲断在地下近二十米处，加上手头拮据，只好铩羽而归。天井岸遗址一时似乎成为陕西文物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三、“夸父”

清波教授1988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当时我因患胃溃疡从雍城考古队回到所里任资料室主任。由于年龄差距不大，性格相似，又是校友，加上研究领域及兴趣基本一致，他经常到我的办公室看我和王胡子、金宪镛、李增社等下棋、斗嘴，海阔天空地瞎聊。1995年初，我担任了秦汉研究室主任兼汉阳陵考古队队长，聘请时任秦始皇陵考古队副队长（队长是考古所书记、副所长吴镇烽老师）的清波做我副手；2001年5月我接任韩伟先生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他也正式成为秦始皇陵考古队的队长。2009年，清波调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我也离开了考古研究院的领导岗位。后来在清波担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院长时，我成为他麾下的“临时工”。从1988年到2019年，我们作为校友、同事、朋友、互为上下级整整三十一年。在我看来，清波教授不仅“志存高远、敢为人先、自强不息、执着奉献”；在工作中，他勇于担当，能打硬仗，堪称“拼命三郎”。从秦始皇陵铠甲坑、文官俑坑、水禽坑、百戏俑坑的发掘，到地宫、陵西陪葬墓的探测；乃至临急受命，出任陕西和甘肃历代长城调查队队长；他都能身先士卒，竭尽全力，合理统筹，排除种种困难，出色圆满地完成各项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在学术研究方面，他基础深厚，涉猎广泛，眼光独到，勤于著述。他有关秦始皇陵陪葬坑、外藏系统、“中成观游”、独立陵园制及其所反映的中央集权政体、文明宇宙观等系列文章，思路宏观，新见迭出，影响较大。他主持秦始皇帝陵的物探考古调查—“863”计划秦始皇陵物探考古，利用综合地球物理方法、高光谱遥感技术、高精度重力测量技术等对秦始皇陵地宫、封土进行探测；他参与主持秦始皇陵区出土2000年前秦人颅骨、颌骨、牙齿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显示出他对多学科协作、科技考古的深刻理解和巨大期望。他主持调查、编著的《陕西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陕西战国秦长城调查与研究”“历代长城文化遗产研究方法创新初探”“文化遗产视域下的中国长城及其核心文化价值”等十多部（篇）则是其临急受命、超负荷工作的丰硕回报。等等，不一而足。为了圆考古的梦想，清波成了新的时代的“夸父”。

四、绝知此事要考古

2008年，为了庆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我和清波等合作撰写“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时，清波正式提出了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工作的调动意向。此前老同学王建新已经就此事征求过意见，当时我已经下了辞去考古院院长职务的决心，于是就顺水推舟地签署了同意清波调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申请报告。2010年清波担任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经常找我这个已经成为其麾下“临时工”的“游侠”开会、答辩、聊天，吃饭。大约是2014年春天吧，我在考古研究院办完退休手续不久，他来到我办公室，用较为正式的口吻问我当年天井岸遗址勘探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对启动新一轮工作的看法。在详细介绍了天井岸遗址勘探情况之后，我转述了我和张在明、秦建明以及王胡子占奎等多次聊天、争吵后基本一致的认识：1、天井岸遗址面积大、遗存多，应运用大遗址考古的思路、方法，长时段、大投入，坚持不懈；2、遗址选址、布局、造型涉及地质学、天文学、建筑学、数学、考古学、历史学等等，要注重多学科协作，大力开展科技考古工作；3、天井坑的成因和五个夯土台基的“十字形”布局是两个核心问题，应为主攻目标。最后我用刁难的口气说：难、费钱、花时间、结局...无言。清波笑着反诘道：看不起谁？你老焦西汉帝陵能做二十年！田亚岐坚持雍城三十年！我老段天井岸也能干几十年！一个字：探、挖、整！

五、上路

2015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原县文物旅游局天井岸联合考古队在遗址首次调查、勘探、测绘后的二十多年后，在领队段清波的带领下重新对天井岸建筑遗址进行了持续、系列的考古工作。2015年至2016年，联合考古队对天井岸建筑遗址所在的核心区域即整个天齐塬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对三原、泾阳、淳化等县区诸多可能为秦汉时期的建筑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调查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复查了八处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基本清楚认识了天井岸建筑遗址周边秦汉建筑遗址分布与保存状况。2016年至2017年，联合考古队对天井岸建筑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2018年6月至2019年持续对五座夯土台中的东夯土台、西夯土台进行了考古发掘。2019年10月13日，因清波教授的离世，天井岸遗址考古研究历程的第二阶段戛然而止。短短的五年，联合考古队对以天井岸遗址为中心的渭河北侧张家坳遗址、官道村遗址、惠家村遗址、西独冢村遗址、下常社遗址、柳家湾遗址、口镇宫殿遗址、贾河滩遗址、药树遗址等10处遗址进行了调查，部分了解了秦汉渭北地区遗址的分布，丰富了上述遗址的文化内涵。联合考古队调查天井岸遗址，勘探面积达210万平方米，初步确定遗址面积约160万平方米，基本了解了天井坑以及五处夯土台遗址的具体形制，采集了瓦当、板瓦、筒瓦、“回”纹砖等大量具有西汉特点的建筑遗物，判断出具有明显西汉中晚期纹饰与制作特点的遗物占采集遗物中的大部分，西汉早期遗物发现较少。勘探还发现天井坑遗址坑最底部的直径长约110米，现存坑内耕土层表面向下5米处有一宽2米的环形平台，环形平台的直径长约154米，地平面开口直径约220米，三圆直径比值约为5：7：10。这与北大秦简《鲁九次问数于陈起》中陈起构建的“三方三圆”宇宙模型基本相似。考古队推测天井坑遗址三个圆分别内接三个正方形，外切两个正方形，形成一个“三方三圆”的镶嵌结构。勘探发现，天井坑遗址东侧的夯土台遗址共5处，呈梅花桩式分布于天齐塬中部。中夯土台中心距西夯土台中心569.7米，距东夯土台中心571.6米，距南夯土台中心573.6米，距北夯土台中心570.6米。勘探、发掘发现天井岸遗址的五座夯土台建筑平面形制基本一致，中心为夯土台，外有方形或圆形围沟，围沟内外多有坑状遗存。夯土台基础均近似方形，规模基本一致，边长22.5--26米。短短的五年努力，联合考古队在文物、考古与文物、中国科技史杂志等刊物已经发表了《陕西三原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调查勘探简报》《陕西三原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天井坑遗址）勘探简报》《陕西省三原县、泾阳县秦汉行宫遗址调查简报》《陕西三原天井坑遗址坑底结构的天文意义初探》《天井坑的结构与功能》《陕西三原县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中颜料的科技分析》等论文和简报。今天，一部资料详实、图文并茂、论述有据，结论基本合理的调查、勘探和发掘报告待刊稿又呈现在我们眼前。

六、在路上

断断续续浏览了两遍，又选择重点章节看了又看，《三原天井岸建筑遗址2015—2019年考古工作报告》的学术价值主要有：1.确认了天井坑遗址东侧五座夯土台建筑的梅花桩式分布的宏观布局，发现了遗址浓郁的祭祀性特征，基本确定了遗址“五帝祠”的文化属性。2.根据遗址地层学和遗物的类型学研究确认遗址主要遗存可分为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两个阶段，为天井岸遗址各类遗存的认识界定了时间框架。3.联合考古队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古环境研究室孙有斌团队合作，在天井坑现坑底采用了干压式打钻方法，布设5个岩芯钻孔。根据任军莉博士对三原天井坑两个30米岩心的年代学、磁化率、亮度和平均粒度等特征分析表明，天井坑应形成于天坑地表以下23.8米处，形成时间约为6000年前，极有可能是全新世中期强季风降水和强地震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4.联合考古队与西北大学高等数学研究院合作，在勘探资料的基础上，测绘出天井坑上、中、下三圆直径比值约为5：7：10，并以此与北大秦简《鲁九次问数于陈起》中陈起构建的“三方三圆”宇宙模型进行比较，推测出天井坑遗址三个圆分别内接三个正方形，外切两个正方形，形成一个“三方三圆”的镶嵌结构，并进而认为天井坑遗址在修建时可能遵循了“三方三圆”宇宙模型理念。同时还根据天井坑遗址物理结构判断其应该还具有观天功能，可能是当时长安地区用于观象授时的地平式日晷。5.联合考古队在众多自然科学家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勾勒出从西汉统治者为了建造大型的祭祀场所，选择和利用了天井坑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特的自然形态；到王莽新朝灭亡后，祭祀场所废弃，天井坑回归自然的一条可闭合演变链条。合情合理，较为可信。然而，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由于考古工作的戛然而止，难以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例如：1.天井坑上、中、下三圆的直径是自然存在？还是人工设定？如何能使其比值恰好约为5：7：10？中圆环形平台的台面是人工整理的吗？天井坑北侧的斜坡道，“依据坡度推算斜坡道全长约145米。”其两端是如何确定的？有考古资料证实吗？等等。有一些数据仅仅依靠考古勘探是无法得到的，需要考古发掘才能解决问题。2.应加强以秦汉尺度为标准的统计学研究。根据陕西咸阳汉景帝阳陵、陕西西安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甘肃礼县四角坪秦代礼制建筑的发掘研究资料分析，天井岸遗址的五座夯土台建筑平面设计尺度似乎为秦汉十丈（23.1米），五座夯土台建筑的间距规划尺度或为秦汉二百四十丈（554.4米）。此外建筑材料的秦汉规制也应进入研究重点领域。3.报告中有些问题的讨论和认识应与相似或相近遗址进行比较研究，详细论述。天井岸遗址发现三十五年了，考古研究的历程也经过了两个阶段。成果非常丰硕，待确认问题还有许多。“哥德巴赫猜想”的猜想依旧还是猜想。考古在路上。

“逐光”的“夸父”2020年1月15日，新浪微博“挖啥呢”Vol.72 |“2019年离去的文博名家，我们想念您”栏目披露了我在重感冒之时抄袭《山海经》改写的纪念段清波教授的一段短短的文字。原文抄录如下：《山海经》中有“夸父逐日”的记载。在我的眼里，清波教授就是“逐光”的“夸父”。清波说过：“这辈子，除了考古我没想过要做别的事情。它是我生命中的光，照亮了我一生的梦想。”为了圆考古的梦想，清波成了新时代的“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