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侯外庐学派的主要成员和传承者、创新者张岂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19日在西安逝世，享年100岁。张先生历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会长，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汤用彤学术奖获得者。1994年起受聘清华大学，成为西北大学、清华大学的双聘教授。

侯外庐学派的传承创新

张先生是侯外庐的得力助手，直接参与了《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编写，后来又协助主编《宋明理学史》，是公认的侯外庐学派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和最主要代表，对侯外庐学派的传承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谱写了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的新篇章。他认为对侯外庐先生的学术思想要保持一种自觉的反思意识，主张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照着讲”与“接着讲”相映照，强调侯外庐学派“特别注意解决前人未解决的历史疑难问题，具有打‘攻坚战’的勇气和魄力”，能够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是侯外庐学派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要继续解决中国思想史上一些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如社会史分期的法典化标准中的制度变迁与生产力变迁的关系、政治法律制度变迁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问题，不断开辟中国思想史研究日新又日新的广阔空间。张先生传承并发展侯外庐学派“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传统，提出思想史研究“横通”（中西比较）与“纵通”（历史脉络）结合，强调思想史研究必须打破学科壁垒，经学、史学、哲学、文献学四维并观，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考察思潮变迁，从哲学、逻辑及社会意识多角度剖析思想家本质。经过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他深深体会到“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将“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结合，倡导“论从史出”，反对空疏之论，重视文献训诂与史实考证。他没有将思想史的研究局限在精英层面，而是将思想史研究与学术史、哲学史、科技史、文化史、民俗史相结合，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思想学说史》等大型著作，都是沿袭侯外庐学派几代人通力合作、前后贯通的基本范式。他突破唯物与唯心、无神论与有神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对子论”的简单对立框架，走向对中国思想文化更全面深入的客观分析，如在主编《宋明理学史》时，就系统梳理程朱陆王等“正统”哲学，深入分析其理论结构与历史作用，极大扩展了学派的包容性。他将思想史提升为“思想文化史”，揭示思想与文化的深层关联，明确提出“思想史是文化的核心”，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人文精神》等书，把哲学观念、价值理想、制度礼仪、社会风俗贯通起来考察，将中国思想史研究延展到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解析与阐扬。他重视儒学的“人学”思想体系、儒学的传统道德、儒学的理性主义、儒家“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大大拓展了侯外庐学派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与领域，发扬了侯外庐学派善于决疑、善于创新的学风。

他提出“‌兼和、守正、日新”的学术准则，浓缩了他的治学思想与教育理念，成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训。具体来说就是以“兼和”为基础，兼容并包与和谐统一相结合，要求学生视野宽广，既尊重中国思想学术自身特点，又参照西方成果；既精读基础文献，又关注新出史料与社会史背景，在多元观点中提炼逻辑体系。以“守正”为指导，要求学生做正派人、走正道、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强调“为人”与“治学”统一，反对浮躁学风，注重人品与学品并重。以“日新”为灵魂，主张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反对为古而古，泥古不化，主张学术研究需回应现实需求，从现实出发理解古代文明，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转化为与我们时代相衔接的思想文化，将历史研究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目标紧密联系起来。

甘为人梯 教书育人

张岂之先生一生是“甘为人梯，教书育人”八个字的生动写照。他不仅是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更是一位将毕生心血奉献给讲台与学生的教育巨擘。他带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团队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500余名，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领域输送了大量骨干人才，他的“人生历程始终没有脱离教师的身份，培养学生、从事管理和学术研究都围绕着‘教书育人’的轴心”，真正做到了从青春到白头，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教书育人事业。他谆谆寄语年轻老师：“作为一名教师，怎样才能把课讲好？你要把自己的‘心’投进去！”他以教学科研一体，坚信“教学与科研不可分割”，主张将自己的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并身体力行地用通俗的方式准确表达出来，“我总想着一点：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这是他教育理念最朴素的表达。在教学中他善于激发学生的文化使命感，主张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唤醒学生的文化自觉。他常说“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教育学生要带着温情与敬意理解传统，使史学教育成为人格修养的基石。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他严慈相济，对学术训练要求极高，力主通读原典，要求研究生打下坚实的文字训诂、历史文献、逻辑、外语基础，对学术规范要求严格。据他的学生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回忆，每次提交文章给先生审阅都“既喜且忧”。喜的是文章经先生仔细审改后质量大幅提升，忧的是不知要修改多少次才能“过关”；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肖永明也回忆说：“先生强调，思想史研究必须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他要求我们既要精读基础文献、搜采稀见文献，也要关注新出文献，还要熟悉政治、经济、法律、民俗等方面的社会史史料，拥有兼收并蓄的学术视野。”同时，张先生又非常平易近人，在教学中采取平等讨论、教学相长的方式，对待学术批评诚恳作答，常拿出自己未刊手稿请学生“挑刺”。他对青年学子重在鼓励，善于发现创新点并保护其积极性。他反对唯论文数量评价，注重科学素质与人格养成，培养整全而完善的“人”。他把学术与育人相结合，身体力行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生，确保学术价值能切实转化为教育价值。

张先生对中国教育弊端满怀忧患意识，关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是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发起者和推动者，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发表了系列旨在加强人文精神教育的论文和讲演，并积极投身到人文素质教育的倡导、指导和管理行列，视人文学科为塑造精神世界的基础，在高校率先推动文理科必修“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提倡美育与德育融合，强调人的主体性与道德自觉，以此作为文化育人的理论基石，将人文教育不断推向“综合教育”“全面的教育”。他提出“自然科学是参天大树，人文科学是绿草，不起眼，却不可缺少”，以其思想、理念影响和推进中国的人文教育与科学精神的融合，倡导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准，树立健康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实现文化育人，培养具有健全人格与现代文明意识的知识分子，‌‌对中国高校人文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他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西北大学成为全国最早在研究生层次为文理科均开设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的院校。他受聘清华大学，推动成立了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是教育部1999年批准成立的第一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基地成立以来明确以“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为中心，以提高大学生人文与科学素养为切入点”的素质教育指导思想，逐步建立起以文化素质课程为主渠道，课堂教学与校园文化活动、人文实践和大学文化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文化素质教育实施体系。他先后多次做客基地举办文化素质教育讲座专场，注重将自然科学与中国哲学精神相融合，坚持以文化人、以美育人，倡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通识教育。

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张先生指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提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规律的现代彰显，也是其在当代寻求新作为、服务于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需要。他一生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文化自信基于文化自觉”，认为研究历史是为了理清“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让中华传统智慧在现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他提出在技术层面把古老的文化符号（如汉字、器物）用现代人易懂的方式呈现，但这只是转化的起点。在理论层面的核心工作是对古代典籍进行梳理、研究和阐释，把古人智慧的精华熔炼出来，与当代社会接轨，如他将儒家“和而不同”提炼为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智慧，将孟子的“人禽之辨”对接“人是目的”的哲学命题等。在价值观的升华层面，要对传统思想文化做既符合国情、又面向未来的价值提升，如古代的“以民为本”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今天应将其提升到“以人为本”的高度，真正视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和历史的推动者。应从“百家之学”中汲取溯本求源、天人合一、文化会通、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等精神养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以时代精神激活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与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传化。

在学术研究与通识教育教学中他概括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十二个核心理念：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提炼出中华人文精神七大精髓：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生生不息——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这些为理解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张先生还长期主持和指导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黄帝文化论坛等，并亲临大会，发表主旨演讲，在黄帝与黄帝陵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研究与普及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先生作为学界大家，反对将传统文化束之高阁，非常重视传统文化普及工作，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编写高质量教材与普及读物，明确提出要让中华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他认为，这是社会的迫切需要，学者不能因其小而不为：“思想文化史研究需要很专业的研究成果，也需要高质量的普及读物，否则就会使自己与时代、与社会、与大众隔绝，怎能实现‘以文化人’？”他以人文精神为内核，以学术研究为根基，以生活践行为归宿，将学术成果通俗化以服务社会大众，发挥“以文化人”的社会功能，具体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化，将传统文化融入家风家教、婚丧嫁娶、节日节气，成为社会公序良俗的源头活水；二是制度化，把人文精神转化为行为准则，如“诚信”进入市场体系，成为契约精神的道德支撑；三是坚守文化主体性，在知己知彼中平等对话，既不孤芳自赏，也不全盘西化。他特别警示要警惕“国学娱乐化”和“泛文化”现象，反对以弘扬传统文化之名行赚名得利之实，并对“文化学者”等泛化标签保持警惕，强调学术的严谨性。‌‌

总之，张岂之先生自喻为“拓荒石匠”，以侯外庐先生“乐此不疲”自勉，七十余载坚守讲台与书斋，视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为天职，是对“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最佳诠释。他以史学家之求真、思想家之致思、教育家之赤诚，为中华文脉的延续与创新贡献了毕生心力，其德范长存，永励后学。（注：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