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风拂过繁花，文化遗产学院本科生一年一度专业实习的“出征仪式”如约而至。看着学弟学妹们带着期望集结出发，带着满满的实习收获归来的2021级文化遗产学院本科生们，不禁回想起在旬邑西头遗址、青海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敦煌莫高窟、秦始皇帝陵博物馆等地度过的难忘的100多个日夜。

考古：收集文明的碎片

2024年4月，考古班40名学生被分为三组，分别前往旬邑西头遗址、宝鸡魏家崖遗址以及青海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开展为期四个月的专业实习。出发前的一个月里，学院为他们针对性地开设了《田野考古技术》等课程，为之后的实习做足了准备。

作为第一次“下工地”的新手，前往旬邑西头遗址的李浩榛所负责的第一个探方是空方，向下发掘几十厘米也没有什么收获；前往宝鸡魏家崖遗址的李咏莉在实习初期因墓葬埋藏过深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带队老师的帮助下，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李悦老师很快为李浩榛更换了探方；李咏莉也在梁云、同杨阳老师的指导下率先发掘年代较早的墓葬。

在青海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实习的苗钊瑞在发掘中，偶然发现了一块形状规则的石头。根据颜色、纹样等特征以及相关资料，苗钊瑞猜测它是一个权杖头。“我第一时间向带领我们实习的向金辉和郭梦老师报告了这一发现，他们很快赶到现场查看，并且认可了我的猜想。”最让苗钊瑞激动的，是老师们告诉他，这是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出土的第一个权杖头。在之后的发掘中，苗钊瑞又发现了一处疑似房屋沟槽的遗迹，而这同样被老师们认为是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发掘工作的“第一次”。

工作之余，同学们会在基地四周散步，感受当地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在组织的晚会和聚餐活动中，西大师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们一起分享工作中的心得体会。这样的交流使同学们对专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考古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很多时候我们的猜想如果不加以证实，那么就仅仅只是猜想。”

通过实习，李咏莉明确了未来的职业规划：“毕业以后我希望从事与公众考古相关的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并且爱上考古。”

文物保护技术：给文物“问诊把脉”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马梓钧、田湫鋆等10余名学生的实习地点是文保人心中的“圣地”——敦煌，他们要在这里参与敦煌莫高窟壁画的病害调查。初到敦煌研究院，庞大的工作量使得他们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进行壁画病害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每人平均需要完成10余张病害图的绘制，因此必须一天绘制2-3张才能勉强达到规定的工作进程。”西北地区干旱、炎热的气候也为病害调查的开展带来了重重阻碍。在锁阳城土遗址实习期间，同学们常常顶着烈日和风沙连续工作，详细了解土遗址的病害情况。

之前在理论课上，授课老师总是说手术刀接触不同种类的物质时，会有截然不同的触感。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修复一只皮质的马鞍包时，徐旖函终于体会到了这种区别。“这次实习算是我第一次上手修复文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课本上学到的知识都成为现实，变得更加鲜活。”

在修复一件马褡裢时，徐旖函思考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一个既能将文物撑起来又不会对其造成损害的方法，于是便向老师求教。“老师并没有直接告诉我如何去做，而是慢慢引导我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过程使我对皮革制文物修复的认识更进一层。”

“看到破旧的文物一点点被修复、焕发新的生机时，心中的自豪感达到了顶峰。”更重要的是，在短短两个月里，同学们目睹了许多文保工作者甘坐“冷板凳”，潜心修复文物，“作为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的学生，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文物与博物馆：不止是聚光灯下的展览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实习由两个阶段构成，在第一阶段中，同学们率先来到旬邑西头遗址，体验考古发掘的全过程。当胡冉发现一处带有碳粒的红烧土层时，前来看望大家的钱耀鹏老师引导她根据已有的信息进行合理推断——这可能是古建筑的倒塌痕迹，也可能是一处废弃的填土区。这种连续思考的过程使得她对考古工作以及博物馆工作的严谨性有了更深的体会。田野考古实习让同学们明白，在开展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件文物。

结束为期六周的田野考古实习后，同学们“转战”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开启另一段职业启蒙。胡冉首先到遗产管理部进行了一个月的实习。其间，她参与了组织“世界遗产日”主题活动。“当时我不仅需要和当地的中小学沟通对接，还需要设计活动环节和活动内容。”这对从未参与过类似工作的胡冉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即便任务繁杂，胡冉仍乐在其中。“看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双眼时，看到自己的沟通能力得到质的提升时，我感觉一切的付出和努力都有了意义。”

陈剑锋则在展览陈列部学习了如何策划文物展览。虽然在学校里，曾经完成过虚拟化展览设计的作业，然而当亲身经历了展览前期策划、展览文本校对等具体的工作之后，陈剑锋才真正将理论应用于实际：“那些曾经熬夜背诵的知识点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除了遗产管理部和展览陈列部，同学们还体验了藏品管理部的工作日常。在藏品管理部，胡冉和陈剑锋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文物的入库出库，以及文物摄影、包装运输等内容。经历了两个月的实习，胡冉在接触文物数字化技术后，决心深耕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陈剑锋则被田野考古的“解谜感”吸引，计划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在探方里，在石窟里，在博物馆中，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扎实的专业能力和极致的细心耐心对待每一处遗址、每一个探方和每一件文物。每当发掘出的文物在新一轮研究中“发声”，每当测绘图纸成为论文中的图表，每当熬夜修改的策展方案变为现实，那些晒黑的皮肤、磨破的手套、十几万字的记录，以及难以名状的欣喜和成就感，都将成为一代代西大文遗学子共同的回忆。

注：本文原载《西北大学报》第8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