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之一，是党和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群众工作论述最多的时期，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等等，也是党坚持群众路线最为成功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新制度和新政策的保证作用，以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以英模人物模范行为的激励作用，以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作用，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构建起民主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氛围，以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而闻名于世，来延安的中外人士惊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党的老传统，也是新时期的新要求。只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总结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和经验，对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有人民群众支持虽危险也有出路

　　毛泽东指出：“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共产党是很难生存的。正是党和人民群众都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和环境，造就了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党就没有人民的解放，同样没有人民与党同呼吸，共患难，党的事业也难以取得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初到陕北，处境相当险恶，环境也十分恶劣，何以立足、何以生存、何以发展，是面临的现实而重大问题。但党中央和党的领导人坚定不移地依靠和相信西北苏区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陕北立足了，而且在陕北发展了、成功了。“割尾巴”战斗胜利给陕北人民的“见面礼”，直罗镇战斗胜利落脚西北的“奠基礼”，使人民群众看到未来党的前途，中国革命的希望。接着，党中央、毛泽东采取稳妥而果断的措施，解决了苏区群众十分关注和纠结的陕北错误“肃反”，从而理顺了群众情绪，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发自内心支持共产党和红军，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和打开一切工作的新局面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当时，地瘠人贫的西北苏区突然增加近万人的用度，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西北苏区广大军民与中央红军共克时艰，积极筹粮筹款，踊跃参军参战，动员民众参加战地勤务工作。在陕北崎岖的山路上，形成了川流不息的运粮大军；许多妇女放下自己的活计，为中央红军制作御寒被服；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干部带头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中央红军到陕北时已近初冬，缺衣少鞋，苏区群众夜以继日缝衣做鞋。据不完全统计，陕北省群众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延川县在四天内赶制军服3000套。有的地方还组织妇女洗衣队、缝补班，为红军伤病员服务。党中央转战陕北一年多时间，虽险象环生但基本一路平安无事，完全得益于良好的群众基础。佳县老百姓为支援西北野战军前线作战，吃的是野菜和树皮，这些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毛泽东十分感动，给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这些真实而感人故事说明：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是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紧紧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新形势下，党的干部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逐步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对人民群众要把政治化与人性化融为一体

　　延安时期，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既是领导者，也是管理者，如何管理，既要设计好的制度和政策，又了解被管理者，关心被管理者，大到大政方针，小到现实生活，处处关心群众，把政治化与人性化融为一体。从大政方针的设计来说，由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三三制”建政原则的成功实践，吸纳了社会方方面面的治国精英，使抗日民主政权更具广泛的代表性和广泛的组织动员能力；被毛泽东称之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精兵简政”政策实施，将政权的运行成本与社会资源的提供能力达致均衡，既充分利用了边区的社会资源使自己能够有所作为，又使社会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满意，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信、和谐的关系；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写进《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保证人权方针，不仅规定工人、农民的人权，而且规定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享有同等的人权。把一切抗日阶级、阶层人民的权利，通过根本法形式确定下来，从而纠正了某些干部和群众习惯用工农民主专政的法律对待地主、资本家的错误看法和做法，保障一切抗日人民之人权。

　　从小的现实生活来说，如谁家的婆姨不生孩子，谁家的孩子没有娶上媳妇，谁家难度年关，等等，都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人的关心之中。毛泽东在同农民交谈时，知道枣园附近侯家沟婆姨不生娃娃的事。他立即召见了时任延安市委书记领导询问原因，恳切地要他关注农民生儿育女的大事。他又指示中央医院负责人派出最好的医生和化验员前往，查清原因，帮助医治。在毛泽东的关心下，侯家沟一年后传出了娃娃的声音，村里的群众至今还感激毛泽东的恩情。1944年8月，毛泽东在同劳动英雄吴满有谈话中，根据陕甘宁边区基础建设和自己对推进边区社会建设的思考，提出在边区开展“十个一”活动的设想。他说，咱们边区几年里要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植育100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1000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农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后来，边区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边区开展了“十一运动”，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村的活动。“十一运动”不但改善了边区生存环境，提高了边区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全面促进了边区社会建设。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党的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本质上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工作。今天要以服务民生为保障，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对于群众来说，最直接的诉求往往在于利益。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只有处理好群众利益问题，以服务民生为保障，才能从根本上疏解矛盾冲突、保持基层稳定、维护社会和谐，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一事，一时引起不小的轰动，也使毛泽东深感问题严重。当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时，毛泽东加以劝阻，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毛泽东千方百计接近边区群众，并派调查团深入边区农村，了解群众“咒骂”自己的真实原因。当他得知农民因“救国公粮”负担过重有怨气时，下决心解决了边区群众的“救民私粮”问题，边区人民的负担逐年减轻，1941年20万石，1942年16万石，1943年18万石，1944年16万石，1945年12万石。在抗战后期的几年中，经过多年的努力，陕甘宁边区的各种经济成分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工业而论，由于公私并进，分散经营，以及采取以手工业为主的形式，使边区的工业品基本上实现了自给。到1943年，边区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边区实现了粮食自给，略有盈余；以后粮食产量逐年提高，部分农户实现了“耕三余一”，大部分农户家家有余粮，出现了丰衣足食的可喜景象。

　　后来，毛泽东总结陕甘宁边区建设成就时指出：“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东西”。毛泽东的话语，可谓言之谆谆，语重心长。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要求陕甘宁边区政府全力支持农民发展生产。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制定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鼓励他们开荒生产；第二，开展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倡导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这些措施推动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农民获得实际好处后，更加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也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紧紧联在一起。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因此，党的领导干部要自觉地把党的群众路线体现在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具体行动中，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问寒问暖，到群众困难的地方去排忧解难，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理顺情绪，到出现新情况新变化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打开局面，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做群众爱戴的“群众领袖”和满意的“公仆”

    在1943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中共中央西北局表彰奖励了陕甘宁边区22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干部，毛泽东分别给他们题词，如给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题词“密切联系群众”；给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题词“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给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给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给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和县长刘秉温题词“善于领导群众”；给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给华池县长李丕福题词“面向群众”；给赤水县委书记任成玉题词“为群众谋利益”，等等。在这些干部群体中，习仲勋就是群众爱戴的群众领袖，也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典范。习仲勋主政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时，和分区的同志着力发展生产，解决好群众吃饭穿衣问题，时刻注意保护群众的经济利益。1942年习仲勋出任绥德地委书记，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他亲自带调查组到绥德沙滩坪区的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绥德分区的工作。1943年，绥德分区的粮食生产基本接近了全区52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对绥德地区发展生产、减租减息、渡过难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习仲勋做群众工作的成绩，得到党组织的肯定，西北局高干会期间党组织对习仲勋的鉴定中所写：“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毛泽东高度评赞习仲勋说：“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党员干部首先要以身作则，通过自身的品德和言行影响群众、示范群众、教育群众。党组织要注重发现和总结先进典型，运用先进典型影响和带动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

　　1946年12月，朱德60岁生日时，和董必武诗的原韵赋诗两首。其中一首至今为人们传诵，诗曰：“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短短八句，朴实无华，感情真切，寓理深刻。它歌颂了老一辈革命家南征北战赢来陕北人民丰衣足食、百姓安居乐业的丰功伟绩，也赞扬了当年广大干部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同群众鱼水深情，紧密团结而带来的新气象。时光虽过去60多年，重温这一华章仍觉亲切，它是一曲延安作风的颂歌。历史已经逝去，我们应当思考：为什么延安时期党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戴支持是党取胜的法宝，而当下脱离群众变成攸关党生死存亡的“四大危险”之一；为什么延安整风能取得伟大成就，奠定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而现在党内思想教育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为什么延安时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党的干部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而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足了，不少干部反而精神萎靡不振，不满情绪蔓延。因此，当前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既要明确的针对性，也要在实效性上下功夫：一是把群众路线要蕴于常态之中；二是对“四风”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抓重点，见实效；三是既要遏制“四风”，更要防止“四风”的反弹，使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四是通过“建章立制”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力量之所以能够久经考验而不衰，是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紧紧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党同样离不开人民，人民同样也离不开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