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我出生在陕北的窑洞里，据娘说，她生完我就晕过去了，醒来一看我安安稳稳躺在身侧，裹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破烂被子，棉花都露出来了，小崽儿闭着眼睡得香甜。

生下我之后，娘不明原因日渐消瘦，以前圆滚滚的肚子不见了，皮包着骨头架子，风一吹就倒，娘说她天生就不是享福的命，她想把仅有的福气传给我，希望我幸福平安。娘剪了一头齐耳短发，规规矩矩地垂在耳朵后面，她还像从前一样精干。

这次回家我没有提前告诉她，娘老了，接不了电话，也收不到信。

好久没有回去了，长大之后我们兄妹三人相继离开，在家乡之外的地方成家、生根，作为小崽儿，我离得最近，也更应该照料老娘，时至今日她仍一个人住在那窑洞里，平时种种菜，唱唱腔，自个扭个秧歌，不太和外人接触，父亲去世后，她似乎也跟着走了。

我在距离家500公里外的三原县城当公务员，那时回家需要两天时间，所以得早早出发。害怕我饿肚子，妻子提前备好了干粮（一角子锅盔馍）。回家的那天早上风雪交加，湿冷湿冷的，乡党们拿着大包小包，穿着厚厚的袄子往车上挤。汽车缓缓启动，载着我离开正在生活的小县城，回到娘的身边，去寻找细碎的光阴。

风随路途，月上枝头，从白雪遮掩的山峦之翠奔向一望无尽的苍黄土塬。离家更近，雪居然停了，云雾消散，星斗阑干分明，夜寒飒飒的冷寂里多了几分清新，汽车在路边停下，“下车咧，下车咧，今晚咱休息，明早上路。”司机一边扯着嗓子喊道，一边摘下自己头顶的棉帽子，赶乘客往车下走。

我刚从梦中苏醒，睡眼惺忪间，从怀中摸出那角子锅盔馍，把行李往座位底下塞了塞，随身带着个挎包走下车去。我知道这附近有个镇子，决定去看看，找个歇脚的地方，能避避风就好，其他倒无要求。没走几里路，看到一个饭店，牌匾在月光中显着木制的纹路，走近看刻着“福缘旅馆”几个楷体字。推开棉布帘子进去，一楼卖饭，二楼供人住宿，柜台在门后面，房间中间炉火烧得正旺，七八张桌子围着炉子摆放整齐，桌子旁坐满了人，其中不乏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和我坐同一辆车来，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又在这里相聚。

想着能睡得安稳一点，就选了个靠着墙的桌子坐下。在我对面坐着一位老者，顶着一头白色的蒿草，额头宽大布满皱纹，小眼睛藏在一副大大的石头镜下炯炯有神，嘴唇干裂微微张开，皮肤黝黑干涩没什么光泽。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酒壶，酒嘴儿从壶身侧面延伸而出，桌上有个小碟子，上面盛着一整块炒鸡蛋，分量不多约莫就一个鸡蛋的量。老头看到我坐到对面，权当没看见，自顾自地把酒壶拿到炉子边温了温，拿筷子把鸡蛋切碎，轻轻地夹起一小块，送到嘴里，然后再喝一口酒。酒和炒鸡蛋一下肚，老人脸上的皱纹微微舒展，浮现无穷的享受与满足。

作为一个基层公务员，我从未感受过酒的美好。酒辛辣、刺鼻，醉后让人头晕目眩，意乱神迷，喝酒应酬是我的工作，酒早已流经普通的生活，从每一个不省人事的夜晚渗进了我的骨子里。在这个回家探亲的冬日，看着老人喝酒，我兀然闻见酒香，问他可否给我到一盅，他二话不说递过自己的酒壶，努了努嘴，请我尝尝，我学着他也夹了一小块炒鸡蛋，喝一口酒，鸡蛋淡得没有味道，酒也凉了，但浊酒入口，深感无尽温柔，又喝了几盅，顺便把锅盔馍吃了，也分给老人一些，和他聊至深夜，沉沉睡去。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赶紧回到车上，检查了一下行李后在座位上坐好。我们兄妹几人一般是过年过节一起回家，今天突然到访，母亲一定会很惊喜的！在期待中，眼前风景不断变化，离家越来越近了。

窑洞大门敞开着，我径直走进去，菜园里落满积雪，狗窝废弃了，土狗来财不见踪影，院子里杂草丛生，房门半掩，烟囱里冒着白烟，炉子还在烧着。

“娘，我回来了，我想您了，提前回家看看！”我走进去。

母亲头发掉光了，陷在炕上喘着粗气，看到我来了，用干瘪的嘴唇发出近似孩童的喃喃呓语，气若游丝。

“强娃回来了。”

本文原载《西北大学报》第8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