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先生结缘于1991年的那个冬天。当时陕西省教育厅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开展职称评审工作，借调我去教育厅职改办做联络员，正好服务于张先生任组长的历史地理组。

1991年的职称评审工作是时断时续中断了三年才恢复常态化评审的第一年，对教授标准的俗称是“上过三门课，年均160学时，发表五篇论文，写过一本书。”当时杂志很少，刊物不多，能呈报到省教育厅都是有指标的，不存在竞争关系。但当时各组掌握标准不一样，淘汰率还是比较高的。记得西安以外某高校有个老师写了一本书叫《科举制度史》，大家讨论的时候争论不休，我以为这个老师肯定评不上，张老师最后说，“当下出现一种现象，叫不入史门，跳出史坑。这个老师潜心史学教育十多年，且在外地，条件也都达到了，我们对青年教师还是要包容的。”这个老师就很悬乎地评上了教授。

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是刚从西北大学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大学者——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他在北大上的本科，清华上的研究生，他的老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侯外庐先生，还有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大哲学家张岱年先生以及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名师出高徒，张先生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和文化教育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有目共睹。

后来的某一天，张先生来电话让我第二天到思想所来。翌日一大早，我骑上刚买的自行车就去西北大学，在西大西门口就看见张先生站在校门口等我，让我很不好意思。张老师很谦和，带我在西大校园散步，领我去思想所参观，问我学习工作状况，还谈到他正在整理资料要给郭琦校长搞个纪念会，送了一本书叫《思念中的郭琦校长》。

1994年，张老师创刊的《华夏文化》公开发行，虽然不尽张老师的意，他还是在人民大厦隆重地举办盛大的创刊座谈会。邀请函是张老师亲自用毛笔写的，收到后我很激动，那天坐学校派的车风光地去了人民大厦。参会的人很多名声在外，我一看这阵仗，惶惶不安，迟迟不敢落座，要求给与会人员端茶倒水做些服务。张老师让我坐在他的旁边，说你是我请来的，还要做杂志方面的工作呢。

再后来，张老师说他被清华大学聘任去北京工作。临别前，我说要请张老师吃个饭，葫芦头羊肉泡馍什么的，他说不必请了，陪我在城里转转。我们俩从西大走到西安城的西门，坐电力公交车去东大街闲转，倒是他自己掏钱，我们一起在东大街吃了一碗汤圆。吃饭的时候，他说你们年轻人要注意身体，不珍惜身体将来会吃亏的。分别之后，我读他送我的书，也买过他的书看，还曾经给他写过信，他也及时回，回信仍用毛笔写。后来就慢慢地就断了，联系的很少……

偶尔，在三秦大讲堂，也聆听过先生的讲座，周围都是大人物，也不便贸然前往叙旧。2011年前后，学校要邀请张先生来学校作报告，我主动向惠泱河书记请缨，自告奋勇地和团委书记种宇宏一同前往西大去请先生。这时候，先生的家搬在了桃园校区，那是有电梯的高层楼房。当我敲开门，张老师凝视着我，说你是不是我的学生？我赶忙说是，他说我一看就是。但他已经记不起我们当年的交往了。先生身体很好，85岁开外，开讲一个半小时依然声音洪亮，神采奕奕，言语中包含着对中华文化繁荣复兴的期待。讲完之后用餐，惠书记问他，您怎么认识我们永清处长？“他是我的学生。”先生坚定地说。

总书记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一生的幸运。我无疑是幸运的，虽然没有在西大上过学，亦无呈束脩以拜先生，却在二十多岁就受到先生的鼓励、点拨和栽培，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也可能受惠于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张老师是贤者，我就是那小草，先生以长者之风如和风细雨般浸润像我一样受到教育、熏陶、引导和接触过的所有的普通人。（作者系西安石油大学党委副书记）